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经济与就业产生了严重的冲击。2020年我国GDP实际增速降为2.3%,远低于1978-2017年的平均增速,同时失业率也急速上升,2020年5月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5.9%,城镇新增就业仅有460万人。党中央运筹帷幄,提出了“六保”“六稳”指导方针,其中保就业和稳就业居于首位。随着我国经济不断下行,保住了居民就业就能够保住基本民生,因此稳定的就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点。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要载体。截至2019年底,我国95%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80%,对居民就业的贡献高达80%。然而民营企业却面临着“融资难”与“融资贵”的困境,这主要是由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得金融业务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相互融合、有效联动,金融科技应运而生,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有效地拓宽金融服务的内容与边界,同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因此本文探究金融科技能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雇佣。本文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10-2018年的数据,使用非平衡面板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融资约束与企业雇佣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还考虑到产业和地区的影响,分样本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金融科技对企业雇佣的门槛效应。本文研究结论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雇佣的增长,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的就业效应显著大于中西部,金融科技对第三产业的企业雇佣促进作用最显著;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处于成长初期或中小企业的就业效应最大。文章最后对如何发展金融科技从而有效促进企业雇佣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从金融科技角度探究其发展对企业雇佣的影响,拓展了金融因素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第二,引入融资约束为中介变量并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影响企业雇佣的传导机制,厘清金融科技与企业雇佣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