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参与产业打造的动机、策略与行为是经济社会学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在既有关于产业打造的研究中,强调国家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始终占据主流,该视角侧重于探讨宏观制度环境对地方政府产业选择策略的形塑,却相对忽视了市场建构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力量。本文则呈现了企业家作为关键行动者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故事,他们提出一个“中国有机谷”的产业发展“构想”并成功吸引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此后在多元行动主体的共同推动下,该“构想”成功上升为市级、省级发展战略,成为引领地方农业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遗憾的是,得到政府大力扶持的有机产业却从萌芽起步、规模扩张,陷入发展的阻滞。基于这个中部山区县（水镜县）曲折的产业打造历程,本文致力于回答两个经验问题:一个最初由企业家所提出的产业“构想”是如何从经济理念转化为产业现实的?有机产业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与产业发展模型相一致到与模型设想相偏离的情形?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的理论问题则是:关于经济的构想、规划、理念之类属于意志范畴的因素,会如何形塑经济行动,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功转化为理想的经济结果?尽管经济社会学的传统分析路径对文化观念、意义系统等认知要素如何影响产业建构有初步的探讨,但大多从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的宏观维度展开,不能为本文的经验与理论问题提供有力的解释框架,源自欧洲的述行分析则开辟了新的思路。述行学派侧重于探讨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现实市场的建构及其运作,其奠基性学者卡隆用“述行”（performativity）的术语来阐释行动者将经济学理论或模型视为市场运作的脚本或蓝图,并据此建构和创造市场的过程。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水镜县有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历程,本质上就是因循“中国有机谷”这个产业发展“构想”,由企业家、技术专家、地方政府等多元行动者持续开展“述行”、共同建构的结果。本文基于制度分析和述行分析两种路径的亲和性,利用行动者-网络这一分析工具,建构了一个模型“述行”产业并形塑产业发展结果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探讨人类行动者（地方政府、企业家、学者与技术专家、认证机构等）与“非人”行动者（有机生产标准和技术、有机认证流程与规范、有机谷总部等物质基础设施等）根据“中国有机谷”发展战略,持续“述行”有机产业的过程与逻辑,分析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复杂的联结、互动、交往所构建的行动者-网络对产业建构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进而揭示产业发展结果从与模型相一致到与模型相偏离的根本机制。研究发现,水镜县有机产业在不同阶段的制度背景以及嵌入于制度背景之中的行动者-网络形塑了迥异的产业“述行”环境,由此建构了阶段鲜明的产业发展结果。具体而言,在产业“述行”脚本提出阶段（2007-2013年）,处于网络中心的政策企业家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有机谷”的发展“构想”,并通过建立企业家同盟、集体游说、包装项目等方式成功获取了来自政府的规制合法性。进入产业发展阶段（2013-2016年）,拥有发展地方经济、获得政治晋升等多重目标的地方政府掌握了产业打造的主导权。在会意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不仅积极利用制度环境中的正式规则和社会关系中的非正式规则（习俗、惯例、信仰和规则等）,将原本处于微观层面的、以企业利益为核心的产业“构想”,拓展为一个契合区域农业转型需求的宏观产业战略,还基于引领性市场体制为有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较大的空间。在此阶段,产业模型之所以能够发挥“有效述行力”,关键在于经地方政府转译后的产业“述行”脚本,是一个既契合于区域农业发展实际,又满足大多数市场主体利益诉求的模型,因此得到大部分市场主体的广泛认同。多元行动主体通过紧密的互动与合作,将这个由企业家率先提出的产业“构想”提升为区域重点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指导产业如何建构的重要蓝图,为行动者开展“述行”提供了统一的行动指南,最终带来模型所描述的世界。进入产业规模扩张并陷入阻滞阶段（2017年至今）,尽管国家层面支持有机农业的鲜明政策导向为地方政府调整产业发展方向、重塑产业“述行”脚本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制度环境中的一些规制行动也形成了强大的约束结构。诸如“大棚改造”专项治理行动、国家机构改革、财政部发文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等限制性要素,不仅直接损害了企业主体、地方政府等多元行动者的利益,还促使行动者-网络内部结构发生“裂变”。新矛盾的出现、复杂利益的冲突加剧了多元行动者之间的竞争,打破了上一阶段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此背景下,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所采取的一系列“变通”“脱藕”行为严重扭曲了产业“述行”脚本,改变了产业“述行”的现实环境,最终破坏了模型“述行”产业的实际效果。本质而言,有机产业的发展从“正向述行”（现实契合于产业模型）到“反向述行”（现实偏离于产业模型）,是塑造模型“述行”能力的机制发挥作用的产物。换言之,作为催化剂的制度环境与作为内生变量的行动者-网络两种机制共同建构了一个新的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发挥激励性和限制性条件的制度环境（政治与经济）、群体利益、多元的个体行动策略,以及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形塑了产业“述行”的结构性条件,而产业正是在上述因素所构成的制度框架中不断遭受重塑、建构,并发生相应的演变。具体而言,一方面,外在于产业模型的这些制度规则、社会结构条件既有助于形成激励性结构促使产业更好的向产业模型预设的方向“述行”,也可能随着时空条件的变迁或新的技术条件的加入,成为产业“述行”的限制性因素,从而促使现实经济与理论模型之间发生偏离。另一方面,具有能动性的人类行动者根据产业“述行”脚本所开展的产业实践深受多元利益取向的影响,当其利益取向与宏观制度背景、市场结构性条件等产生矛盾和冲突时,他们会策略性地调整自己的行动,比如模仿他人的“搭便车”行为,操纵、利用“非人”行动者,采取与模型相背离的“脱藕”行动,等等,如此就导致模型“述行”经济的条件和环境发生改变,进而促使经济现实越来越偏离模型预设的轨道,乃至出现“反向述行”的现实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