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党员是农村中的优秀成员,在农村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农村的重要职责,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在中部H村调查中发现,该村党员在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的情况下,代表村民参与和管理村庄公共事务。党员的代表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党员代表行为的运作机制有哪些以及党员代表行为的效果如何,这些问题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为厘清上述问题,笔者以中部H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以村庄中“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调查以及理论分析,尝试从不同的乡村治理主体中获取项目实施细节,来探析党员代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代表行为的运作逻辑。在项目进村之前,H村的党员队伍面临着人才资源外流、队伍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等现实困境。在“美丽乡村”项目发布后,村干部基于直接动员群众比较困难等现实因素考虑,决定从党员入手,借助这一契机,重塑党员队伍的内生活力,引导党员产生代表行为。在项目前期,通过区分党员与普通群众的身份,从而激发其代表意识,基层党员基于党员身份的先进性而授予其代表群众的权利。但有了代表意识不一定具有代表能力,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性安排来培育党员的代表能力,党员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做出代表行为,推动了项目的实施。党员的代表行为改善了国家与农民、政党与农民的关系,重塑了基层治理的方式,同时其行为也获得了村民认可,促进多元主体参与项目建设。本文认为,H村党员的代表行为具有特殊性。在这种代表下,农村党员通过代表行为的组织授权和代表能力的组织培育,产生积极代表行为,从而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授权追认,激发党员参与村级事务治理的热情。在参与过程中,通过群众监督与舆论约束给予党员的代表行为一定的压力,从而产生与问责同等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更加融洽。因此,农村普通党员的代表行为具有鲜明的特点:在代表的产生规则上,先经过组织授权后获得村民授权追认;在代表的运行机制上,坚持群众路线;在代表的监督约束上,发挥党群合力。其中身份激励和组织培育成为影响党员代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党员代表行为的路径遵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