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和要点:通过研究本文命题之中两者的异同,归纳出万物之间依于本源的共性,即抽象统一性;再将这抽象统一性还原到具体和抽象之间。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天人合一,可以证明这也影响到了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那么中西方两种天人合一影响之下的审美观和文艺观,所体现的共性、差别分别是怎样的?本文把上述问题转换成为论证“显隐说和隐秀说相似甚至可以互代”这命题是否成立、以及为何而成立,若成立则又可据此而求证、归纳出何种结论和启示?该统一性对于审美、现实而言有无价值?为此本文选取中国古代美学“隐秀”说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显隐”说展开比较研究。因为可证出本文命题之中的这两个学说,都受到了老庄之道的深刻影响,即两者及其许多审美原则都本于老庄之“道”,“道”是两者共有的思想内核、或曰逻辑起点,所以其本体论相近、抽象统一性相通;还可从审美原则、审美思路和表达方式等多方面求证两者的密切关联。其共有的思想内核,也决定了两者都具“万物一体”的境界,所用范畴、理论层次都具有形而上的及难以推论、阐释之特征。可证两者都是围绕着显—隐互动这个线索,即是本于显(显现、秀)—隐(隐蔽、遮蔽)二重性的共时而交互的运作而展开的,本文即是据此线索而在文本和理论、具体和本体、具象和抽象、现实与审美理想、现在和未来、在场和不在场之间,围绕命题设置立体参照系,展开中西古今比较、归纳。第一章重点探“隐秀”说的基本内涵及其所以产生的哲学美学文化资源。方法是避开《隐秀》的残篇之争,而到篇外去寻找“隐秀”说与《文心雕龙》全书、与魏晋人文精神及其与历史思想文化的关联,求证其与《原道》篇、与《易》之爻象、与玄学及言意之辨,以及与儒家、释家、老庄思想等所具有的密切关系,而探其文化底蕴。发现“隐秀”之“隐”的思维路向是:道隐→文要索隐→“隐秀”说之“隐”→归于“境玄”;据该学说之中将隐—秀互动“譬爻象之变互体”,又可证“隐”的审美思辨方式出于《易》;据“夫隐之为体……”,可证这是化用“玄珠”的典故而述为文之道,发现水、珠、道、文之关系是古代美学中暗含的线索,该典故的引用表明“隐秀”说有赞同“象罔”的审美把握方式的意向、蕴含着隐—秀互动的玄机。《隐秀》篇中已将“境”用于审美思维空间而评判,据“隐秀”说之流变和其空间的扩展演进,考察可见“义生文外”这演化成为“象外之象,景外之境”、“情在言外”……及欧阳修和梅尧臣等诗论,即据其融入的踪迹而验证了“隐秀”说是“意境”说之源的观点。在上述分析论述之中,联系了强调隐蔽和显现的“显隐”说的观点:宁要保持着黑暗的光明而不要单纯的一片光明、要求通过在场的显现出不在场的、在思想上将精神曲解为智能是决定性的误解、显现与隐蔽相互构成一个境域、境域是万物之本源等;通过比较而寻找到了两个学说的多方相通之处,其中的许多关系可使我们从中获取历史性的宝贵启示。第二章重点研究两个学说之中所都具有的“隐”的方面。因为可证这两者都以“道”为其逻辑起点,所以都以“有物混成”、“万物一体”为深层思想基础。“隐秀”之“隐”是远奥、不显示自身,分两个层面:第一是“隐之为体”为源点,第二个层面是,“秀”意呈示之余的“情在词外”、“复意为工”和“文外”所归之“隐”。论“隐”必从“秀”说起、论“秀”必探“隐”,亦惟有以“秀”来显示“隐”。“隐”似大海则“秀”如水上所露之冰山……“秀”不用逻辑判断却能尽意,却又必归为第二层次的“隐”,其关系为隐→秀→隐。这和推崇用诗性语言呈示“不在场”之“隐蔽”而获得澄明的思想方式、内涵相似。“隐秀”强调篇中是否存“隐”这是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准,“隐”并非创作之晦涩而是蕴籍而味有余,这依赖着鉴赏、神思,且是能否突破天权决定论等禁锢的体现;而这与“遮蔽”、“不在场”的内涵及其互动性相似,都是未经揭示者、含不可言说之神秘。前者是“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而“显隐”说是“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隐”和“遮蔽”相通且源点相同,秀一隐、显现与隐蔽的纵深境域,从此中都可以获取逆向索求真理而启蔽的立体参照,这于文艺学建设有着启示价值。第三章兮析求证两个学说之中的诗性相通,即“隐秀”说之“秀”和“显隐”说之“澄明”在内涵、属性上的统一,这体现为中西方思接千载的诗性契合(第二章重点论隐、本章重点论秀和显)。本文创设了释“秀”的多层动态系统,这可使以往释“秀”的各种学说及争议都得其归宿,证明释“秀”为警句、修辞或风格的主张虽各有合理性但过于具体、实在化;释“秀”不应限于在场之显而要索“隐”启蔽,此为“隐秀”说的美学思想基础。可证这和“显隐”说追求诗和澄明的潜在逻辑相通。联系《原道》篇,广义之“文”含垂天丽象、地理山川和动植之文,这感应于天地之心、经人的神思而呈为狭义之文,这广狭义之文都呈现着“秀”,可证明人、文、秀三者互映而统一,“秀”是文之“秀”。据玄学等原理可证,言—意关系对应隐蔽—显现的关系,“隐秀”是意、言、象多重矛盾、有着递进关系的统一体系;“隐”引导着审美主体对“象”的期待、构思而探幽览胜;“隐”待“秀”而明,视“隐”为“体”、“秀”则是“用”,神用象通这和佛学触象而寄的教义有关,“秀”在万物一体之间基于“显”、是实现现实之“显”的前奏,但“显”却并不一定是“秀”;“象”比“形”更超越,所以言说上有万虑一交的难度。从珠玉潜水的隐之为体开始,至澜表方圆的“涟漪”之扩展、至“若远山之浮烟霭”,这中国古典风格的却和“显隐”说的“敞开”、“澄明”及真理的涌现,和世界(敞开性)与大地(遮蔽性)的冲突与斗争等揭示真理的“事件”,在属性、关系上有多重意义的相近;即存在真理的光辉涌现方式相似。也可综合求证两种理论的意向相通:秀—隐和澄明—隐蔽成对应关系,启示着人面对广域而启蔽;“秀”及其空间的生命意象,与澄明、人生、自然、诗性和艺术本源的思考,这和两者的艺术观、自然观和人生观都可以互释,在言说方式上都充满了生命化的图示,都以万物之美映现人生之秀而礼赞着天人合一;人是“秀”的承载者且还是索“隐”行为的发出者,但是秀、有、显却必归于隐、无、玄,所以必须超越经验和人生有限性而发出生命、真理之问,避免仅于在场之中而求真。第四章把隐—秀关系和显—隐关系联系起来研究,可见命题中的两者都是宗于“道”之生成与隐匿、围绕万物一体之间显—隐之变的关系而展开的(也即本文的总线索),这即是两者蕴含着的抽象统一性(对应副标题),其中呈现着保守和创新倾向间的一种张力。这关系又体现于“隐秀”说的“情在词外曰隐”、“隐以复意为工”、“有似变爻”、“文外重旨”及《文心雕龙》之中,这和“显隐”说的真理即是非真理、对于神庙和《鞋》的审美分析方式相似;而都据于“玄而玄”;归纳可见两者的文艺观、真理观和本体观,都试图体现万物一体之间变幻着的隐匿的遮蔽与彰显的升华;都强调不限于经验、事实,而于悖论中求索真理、在单一和复杂关系之中寻通变等,都思及本源而强调着突破有限、延及天道无限;这又也体现为两者的历史性特征,即动态性、开放性和不完满性。第五章考察两种理论其具体审美方式的相似性,归纳其潜在的思路。据有物混成、天道无限、以无为本的思想基础,而归纳出两者审美方式和思路的共性:都遵循直觉体验、强调超越的方式,其真理观的启示都是去蔽之后反归于隐,因精神不能曲解为智能而以语言和诗追求本真。研究可见两者的生成机制和背景有着共性,都面临着该如何消除哲学思维的僵化弊端的时代命题,汉代是长期独尊儒术造成的思想禁锢、西方则是长期把存在者当作存在所造成的局限;两者都强调不局限于具体的存在者而启蔽,都强调诗意之“境”的体验和索“隐”而启蔽之艰;既“隐”又“秀”和“隐以复意为工”、“情在词外曰隐”的肯定和否定,这和认为境域既澄明又遮蔽的分析方式相通。两者都有着人学精神,认为“秀”必归“隐”、人生苦短,人意识到“隐”而力求人生之“显”或“秀”,将文艺归结为人学,文艺不仅是解释美的方式且是真理的家园。在处世方式上推崇“诗意的栖居”,与“隐秀”说所诞生时以“归隐”完善有限人生之“秀”的世风意向相似;两者的表达策略有相似性,文之详略对应着显现和隐蔽,隐显异术与“句子结构不能为物的结构的模型提供标准”等意向性一致,都将文之详略、显隐联系和上升到了本源意义;虽奥非隐、反对雕琢的观点,与强调“让……存在”而超乎技术的境界意向相通;另还可以据“比显兴隐”分析诸多文本中的诗性与规则之间的张力、认识论和存在论之别,比喻之显有诗性和理性两个层面,“兴”实为“隐”之为用、是主客互渗而和主—客关系式相异。研究所获启示及其价值:一、中西方两者思接千载的诗性契合、其抽象统一的根本原因是有着共同的思想内核;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化所隐含的哲学是存在论的故乡,寻道图强、天道必胜可启示着在新世纪吸收其它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增强软实力,弘扬传统文明而走向世界对话。老庄学说影响了“显隐”说、后者又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哲学美学,文明的运行轨迹螺旋式上升而似回到了起点,理论学说超时空而展开往复的历史性对话、深刻影响异域文明,其机制奥妙且发人深思。二、命题中两者间存在客观上的巨大差异,但却本于天人合一而具有很多的抽象统一,这可启示我们以新视角和新思路分析文艺与文艺学现象,深化对文艺本质和特征的理解;中国新世纪的美学和文论如何借鉴而同时获得一种尺度和风度,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三、汲取两种理论的要义,本文联系现实构建了显隐互变论的框架,发现显—隐之变的表征是秩序、神思和形式的多重体系,通过语言、情感、虚拟、科技、教育、管理等视角证明了该构建对很多领域有着普遍性和显性价值。诸学科中若忽略索“隐”,必会诱使人们在寻求真理的途中、在实践上沉于当前在场的功利性之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