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代《詩經》闡釋著作中蘊含的文學思想的研究，是個有意義的課題，是宋代詩學研究中一個有待加強的研究方向。本文試圖通過搜集、分析、整理散見於宋代《詩經》學著作中有關文學闡釋的資料，揭示宋代《詩經》文學闡釋的特點以及與宋代文學思想的關聯。本文約十六萬字，分緒論、正文、結語三個部分。緒論部分綜述了“五四”以來《詩經》文學闡釋研究的情況，簡要說明了選取宋代《詩經》闡釋著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以及本文要達到的目標。作者通過對宋代《詩經》闡釋著作的仔細閱讀，將散見於各家著作中零星的觀點分類彙集，概括為五個主要的闡釋方法(或原則)，在正文部分中以專題的形式予以詳盡的討論與辨析。本文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指出由於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方方面面的變革以及文學觀念、學術思想的演變，宋人不滿前人對“《詩》之本義”的闡釋，提出《詩》義“本末”的理論，認為“詩人之意”、“聖人之志”是《詩》義之本，“經師之業”、“講師之職”是《詩》義之末。本章重點分析了“詩意”與“詩義”於意義層面的細微差別，指出“詩意”是基於詩篇本文解讀之上獲取的“詩人之意”，文學意味濃厚，但“詩義”則是在“詩意”基礎上闡釋者提煉出的《詩經》指向人生社會的意義，其相對於“詩意”來說，闡釋者的主觀性更強，具有強烈的時代傾向。宋代《詩經》闡釋中，於《詩》義有“詩意”與“詩義”之別，這是《詩經》闡釋中文學視野在經學範圍中的突破與凸現，宋代《詩經》的文學闡釋也由此而展開。第二章認為宋人“情理求《詩》”，即指闡釋者以較為平實的視角審視《詩經》，依據自身的社會經驗，人生閱歷，自然觀察，知識儲備，在考證名物，探究制度，解說詩義時，盡量使詩義符合當下人情、事理、物理。本章從“情”與“理”兩個方面以大量的例證論述了“情理求《詩》”在宋人《詩經》闡釋中的運用與意義，並特別指出囿於時代意識與《詩經》功能定位的原因，宋人“情理求《詩》”之“情理”並非有些學者所認為的是突出情感，而常常是側重於“事理”、“義理”、“道理”的。本章尤其闡發了“情理求《詩》”對宋人寫詩推崇“寫物之功”，解詩崇揚身臨其境的親證的影響。第三章論述了宋人“簡易說《詩》”的原則，宋代《詩經》闡釋追求用極為簡潔的語言、體例發明《詩經》豐富的内涵，予讀者、學者以極大的想像、體味的空間。尤爲值得提出的是，宋人“簡易說《詩》”追求“寓其意”而反對“辨其名”的闡釋理念，與那種關注名物訓詁、章句注疏的說《詩》方式已非同一層次，是宋人解說《詩經》文學性闡釋與經學性闡釋的分野。宋人對《詩經》中的重章迭句的詩篇徑直從“協韻”的角度理解；為突出詩篇中的“情志”，而認為應該簡化對名物制度的疏講；與“諷誦涵泳”的詩歌品賞方式遙相呼應的體會詩歌“意味”的解《詩》觀念等等。這些都是本章所分析的“簡易說《詩》”文學性的一面。第四章指出宋代《詩經》闡釋中的“據文求義”，因其以詩篇文詞解讀爲主要依據的特點而是宋人從文學視角解讀《詩經》的重要體現。“據文求義”就是以《詩經》本文作為闡釋的優先根據，將《詩經》詩篇中蕴含的“文理(文辭條理)”、“文義(文章義理)”、“文勢(文章氣勢)”、“語法(文理語脈)”作為闡釋時的重要依據，力求解釋符合詩篇的内在行文邏輯、文體結構與意脈貫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宋人之“據文求義”更具文本分析的特色，也對闡釋者自身的文學修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據文求義”解讀《詩經》，具體表現在對詩歌本文的諷誦涵泳，對詩中意味的體悟等等方面。第五章作者對“以意逆志”的内涵——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或中國古典闡釋學的一個重要方法——立足于宋代學術背景，作了詳盡的闡發。由於宋代對孟子說《詩》的推崇，宋人對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說尤爲關注，他們對“以意逆志”的理解與前代相比往往有其獨到之處。本章論述了宋人對“以意逆志”說中幾個關鍵字“文”、“辭”、“意”、“志”内涵的認識，着重辨析了宋人“以意逆志”說中“己意”的内涵，指出“己意”並不主張個人的發揮，其指向是作者之意、聖人之志，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強調了宋人“意”與“志”同一性的特點，並認爲這不但是宋代的《詩經》、詩學闡釋，也是中國傳統闡釋學的一個重要特色。第六章“比興論”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宋代《詩經》文學闡釋頗爲關注的一個話題。宋代《詩經》文學闡釋尤爲看重理解、區別“比”、“興”對於《詩經》闡釋的重要性，因此，宋代《詩經》闡釋著作中對“比”、“興”作了詳細的定義與區別，本章用大量的例證揭示了宋人對“興”義内涵的認識，以及他們又是如何處理“比興”之別的問題。本章歸納了宋代《詩經》闡釋中“興”義有別於前人的幾個特征，比如偶然性、外界觸動、所興起的情感與外物並無必然的聯繫等等。對“比”與“興”二個概念内涵詳細的分析以及試圖清晰分別兩者的義界，是宋代《詩經》文學闡釋對“比興論”，對中國詩學的貢獻。結語部分，作者以舉例的方式地論述了宋代《詩經》文學闡釋與詩學的聯繫以及宋代《詩經》闡釋中的文學取向對宋代詩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