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反乌托邦小说。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奥尔德斯·里奥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的作品《美妙的新世界》(1932)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作品《一九八四》(1949)就是这样两部反乌托邦文学的力作。由于其对未来社会里科学极端发展从而导致人性丧失的生动描写,它们一直和俄罗斯作家叶·扎米亚京(Yevgeni Zamyatin, 1884—1937)的《我们》(1924)并称为二十世纪西方“反乌托邦文学的三部曲”。《美妙的新世界》融合科学幻想和现代社会讽刺为一体,对工业化极致后的负面效应——人类异化现象加以放大,予以剖析批判;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令人恐怖地描绘出一个反人性的反乌托邦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权力以其无孔不入的锐利撕破了人性的一道道防线,科学与技术变成了权力驾驭一切的支配手段,人性、自由、乃至人本身坠入了黑暗的无底深渊。这两部小说出版以后就以其对未来的严峻描写而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目前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是围绕其反乌托邦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并把《美妙的新世界》作为文学文本来研究其情节的构筑是怎样逐渐解构乌托邦的美妙神话并最终实现其反乌托邦的主题的。同时许多评论家从政治角度来剖析《一九八四》。 本文拟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评理论的角度来透视《美妙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并揭示它们共同的主题——科学技术使人异化。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章。 引言指出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深远影响这一话题一直以来倍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