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中国经济的崛起。30年的改革开放谱写了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经济总量屡创新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对外经济贸易的各项指标更是“一支独秀”,描绘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增长和变化历程。加入WTO后中国以特有而持续增长的经济、巨大而无限扩张的市场、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发达国家投资的首选。“中国制造”已经在上百个产品领域以世界第一的身份傲视全球。然而在中国经济从总量和对外贸易额上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的同时,速度与效益、规模与结构、数量与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显现。贸易数量和贸易结构发展的“漂亮数据”背后隐藏着三个“逻辑不一致”的有趣现象:1、中国贸易量的超高速增长与中国本土产业升级的逻辑不一致;2、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逻辑不一致;3、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逻辑不一致。不一致的背后,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贸易顺差,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市场扩张,以劳动密集为主的出口结构以及在国际贸易话语权方面的无力,无不体现出中国外贸“量大力小、量增价减”的现状,体现出“贸易大国”背后“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对弱小”的经济发展悖论。在这种状况下,单从产品是哪国制造或从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例,已经很难判断经济组织所获得的利益。宏观统计数据只能粗略展示全球经济的地区分布,却几乎不能发现全球产业价值链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真实形态和内部结构,传统贸易理论遭遇挑战。理性的思考发现,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分工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无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还是存在的问题,都决定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和贸易发展的模式。因此,关注新的国际分工,引入新的理论框架,解读中国贸易发展的特殊现象,从而实现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成为国际贸易领域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全球价值链分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新的概念、方式和机制。它以跨国公司为主导,以生产经营活动的价值链为对象,将生产、销售、研发等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以及它们各自的分环节配置于世界各地任何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并伴有中间产品的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这种分工体系,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在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因此研究和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点和规律,对于解读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贸易的扩张,特别是解读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强大”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对弱小”的悖论,开辟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国际贸易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和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演进有机融合,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以中国对外贸易为切入点探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问题。文章按照以下的研究思路展开:首先,提出论文研究的问题,对“贸易大国”下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现实考察。主要从对贸易大国的冷静思考入手,通过对中国本土产业发展的总量和结构对比分析、对中国各类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两类代表比较优势典型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的实证分析,得出近年来中国外贸高速发展背后存在的“三个逻辑不一致”现象,并通过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评价指标,指出现象背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大国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小国”悖论。从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中国贸易的发展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贸易发展这种特殊现象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什么逻辑关系?为什么传统贸易理论不能对此做出合理有效的解释?其次,探讨和构建了论文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对国际贸易新框架—全球价值链分工发生的背景、内在机理以及经济学意义分析的基础上,从贸易与分工的基础理论支柱—比较优势入手,通过对比较优势内涵的扩大,建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简单模型,指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是内涵扩大的综合比较优势(成本比较优势+附加值比较优势);接着进一步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利益、结构转化及其贸易发展模式,指出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本质;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作用于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传导机制模型,为在开放条件下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把理论与实践结合,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引入分析视野,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中国贸易领域的“三个逻辑不一致”现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大国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小国”悖论进行了分析解读。由此发现,中国贸易量的超高速增长、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主要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以FDI为主的加工贸易的扩张;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主要是基于全球价值链中“两低一高”(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新技术产品)产品出口比重的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经济发展悖论的直接原因在于以外资企业主导的贸易主体结构和以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方式。而中国贸易发展表面上似乎矛盾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在必然性。然后,论文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运用于我国,分析了在这一新的分工体系下,中国如何通过重新定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实现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既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造了难得的发展要素和空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克服这些风险取决于发展中东道国在天赋的劳动力优势以外培育其他现代要素优势的速度和能力,更取决于政府和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刻认识,以及选择何种思路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发展选择。所以论文这部分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国际竞争力升级的新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产业升级的压力,指出中国产业升级与就业的“两难选择”,基于此提出了我国重新定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大国优势组合,并分析了重新定位后中国产业发展的格局。最后,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升级的战略构想—基于价值链整合的产业转移战略。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贸易大国与竞争力小国”的经济发展悖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进一步探索变革过程中与全球产业范式相匹配的中国产业发展战略,以推进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国际竞争力升级的思路要服从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运作机制,从产业价值链的整合入手,着眼于整个产业附加值的提高,将技术进步、产业融合、要素投入转变相结合。通过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与整合,有效地把技术进步,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和充分就业结合起来,使整个产业价值链的附加值最大化,最终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价值链整合的产业转移战略包括四个方面内容1、战略核心:通过价值链整合进行价值链创新;2、战略实施的两条路径:基于外向推动的国际制造业集约化承接和国际服务业有序承接的路径;基于自主成长的中国产业适度外移路径和国内产业梯度转移路径;3、战略实施的三个层次:产业价值系统整合、产业价值链内部整合、企业内部价值链整合;4、战略实施的保证:政府主导机制作用下的“有限有为”政府。总括全文: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论文研究的主要对象;对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的拓展是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数量和结构方面超高速发展的实证分析而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悖论”(贸易大国与竞争力小国)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对我国各要素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思路选择和我国基于价值链整合的产业转移战略的提出是理论分析及其应用的重要体现;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政府的作为以及相关政策问题的剖析是论文研究的进一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