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城市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和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点没有被研究者所关注，本文的目标就是填补这一理论研究中的空白。本文基于2013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武汉等在内的30个省会城市居民生活满意程度的调查数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探讨城市居民信任、政治参与方式与公共产品供给水平（采用城市居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程度作为替代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文章首先梳理信任（社会信任、政治信任）对城市居民选择政治参与方式（向本级政府部门反映、向更高级别政府部门反映和小规模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关系。其次实证分析政治参与方式（向本级政府部门反映、向更高级别政府部门反映、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对城市居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影响。本文试图建立一条“信任-城市居民政治参与方式-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分析脉络。　　研究发现:(1)社会信任、政治信任影响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方式。不同类型的信任、不同程度的信任会对政治参与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城市居民对于本级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低于对更高级别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城市居民对本级或者更高级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与小规模的集体行动是负相关关系。但是在选择政治参与方式时，城市居民会选择向本级政府部门反映，而不是通过向更高级政府部门反映、小规模的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政治信任、小规模的集体行动的影响是不同的。我们将公共产品按照不同的性质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第二种为公共交通、环境绿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第三种为供水、供电、供暖和垃圾处理。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得知，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对建设周期比较长的公共产品供给（比如医疗、养老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无能为力，但是对于一些建设周期比较短的公共产品（比如如供水、供电等），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能够发挥其作用。城市居民通过向本级政府部门反映更能够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特别是对于小规模集体行动无能为力的建设周期比较长的公共产品作用显著，比如第一类公共产品（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和第二类公共产品（公共交通、环境绿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同时，向本级政府部门反映对建设周期比较短的公共产品的作用明显，与供水、供电、供暖和垃圾处理都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向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反映也能够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但是只在建设周期较长的医疗、养老保障、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和建设周期较短的供水、供电有显著的影响。可见，城市居民通过向本级政府部门反映这种政治参与方式比向更高级别政府部门反映、小规模的集体行动更能够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人们理解信任、政治参与方式与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对于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