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两宋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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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延续千年的思想学说,易学具有与众不同的思维特征和理论特色,而这也是其能够在理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的原因。先秦易学不仅生动展示了传统哲学尊崇天道、发扬人事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蕴育凝结了取象和取义的特色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后来分别被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侧重象数演绎的汉易和侧重义理发掘的玄易。易学由此开拓了上至宇宙化生、下至社会人伦的宏阔视域,积淀了丰富的哲学概念、范畴和命题,确立了贯通天人、融合象义的理论倾向,并为宋易的开展和儒学的更新提供了参考。聚焦理学发生之过程,可以发现宋初易学研究的繁盛局面与理学思潮的初兴之间存在积极的互动关系。宋初诸儒特别注重易学义理的研习与阐发,并呈现“经世派”和“明体派”的不同特征。其中,“经世派”义理易学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在文本选择上不取《系辞》等争议传文;在思维方式上突出与象数易学的严格对立;在解易倾向上偏重强调发扬人事,并且致力于将提取的易学义理付诸于政治实践,大力推崇儒学的经世价值。而“明体派”义理易学则表现出一定的融合性:在思维方式上,积极探讨融合象数与义理的依据,为理学本体概念的提出打下基础;在解易倾向上,侧重于“致用”与“明体”的融合,并由发扬易理初步开启有关“性与天道”命题的探讨,从而直接回应复兴儒学的理学主题。传统儒学避谈“天道”,以周敦颐、邵雍、张载为代表的宋儒却发扬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之主旨,着力将深化宇宙化生解释与推崇儒家道德性命学说贯通起来,从而为理学构筑道德形而上学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其中,周子吸收易学思维方式,由描摹“太极”而挺立“人极”,率先提出了“无极—太极”的宇宙化生模式,并以“诚”为中介落实于道德主体,实现了易学与《中庸》的融会贯通。邵子不仅借助易数推演而展示万物生化过程,精心编织一套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的宇宙图式;而且从易数演绎中发掘阴阳变化之道,以其作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同一“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先天明体、后天明用”的命题,为重构由天及人、由体及用的新型天人合一模式作出了积极尝试。张载则通过阐发易学探究造化之理,提出了“太虚即气”、“阴阳相感”、“仇必和解”等理论命题,不仅丰富和补充儒家天道学说,而且揭示和贬斥佛道思想之谬误。同时,他还明确主张“易即天道而归于人事”,以见易“识造化”为“知性命”之前提,并以性命为中介推动天道与人事的本质合一。治易经历是程朱学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其本体思维方式定型与道学话语体系成熟的重要动力。其中,程颐集其毕生精力而作《程氏易传》,并在注易解易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易学与理学思潮之间的互动。第一,传承发展义理易学,凸显易理的独特地位;整合有关象、数、辞之间关系的探讨,概括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由此将“天理”塑造为宇宙本体与价值本体的统一范畴。第二,以易理阐发为支撑,明确弘扬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充分彰显对宇宙万物与社会人生和谐有序的价值追求。第三,在发扬易理的过程中参证史事、融通四书,突出强调道德实践的现实功用,密切契合儒家复兴之主题。朱熹也非常重视研习易学,且其易学认识的变化与其思想成熟的过程密切相关。他不仅在探讨太极与卦爻关系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哲学命题;而且在考察太极—阴阳—万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引申阐发了对理气、理事等哲学问题的思辨探讨。但同时,朱子主张恢复“易本卜筮”之用,并借修正“读易之法”反思传统经学之弊,以此动摇“五经之学”的优势地位,从而将“四书之学”确立为新的文本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易理认识的不断深化,理学本体思维方式和道学话语体系不断成熟;而与此同时,宋儒也有意识地不断消解易学话语,以凸显理学之独创价值。理学以心性学说作为改造传统儒学的重要课题,易学的心性理论和修养工夫则成为推动理学心性学说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中,“继善成性”的易学思路为宋儒超越思孟学派而构筑成熟的心性修养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穷理尽性”的易学命题为推动天理本体落实为价值本体提供了参考;此外,阐发易学卦爻也成为理学家提出修养工夫的重要渠道。周敦颐、邵雍、张载由关注“成性”过程的考察,着力阐发天道与人性的“感而遂通”。二程则从成熟的本体思维出发,在穷理、尽性、至命的问题上选择了不同路径;而这种差异,在朱熹和陆九渊那里更被放大为理心之别。朱熹肯定易学“继善成性”命题的理论意义,并最终确认了人性禀赋的本体之“理”;继而从太极阴阳动静的本体论学说出发,明确了心、性、情之间的关系。在修养学说方面,他不仅在体认卦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即物穷理”的必要性;而且发扬易学义理,提出了诸如乾坤健顺、复艮融合等特色鲜明的修养工夫。陆九渊则以易理为充塞宇宙的最高本体,并围绕“无极太极”的易学问题与朱熹展开争论,明确将天理本体的追求落实于主体之内在心性。从体悟本心之“理”的角度出发,他借鉴《系辞》提出易简工夫,在“洗心藏密”之中通达道德自觉。作为陆氏心学之传人,杨简易学由“己易”观念出发,完全舍弃宇宙化生问题的讨论,并受《易传》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却感通天下的思想影响,突出弘扬“直心而行”的修养工夫,进一步推动《周易》经传与“四书”之学的深度融合。从总体上看,理学诸儒均非常重视研习易学、发扬易理,宋易繁盛与理学思潮融合互动、相得益彰,在两宋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以其独特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为儒学“性与天道”话题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话语支持,从而促进理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二是以其富有特色的思维方式,推动了义理思维的发展、天人观念的弘扬、体用思维的磨砺以及修养思路的完善,从而促进理学思维方式的成熟;三是坚持传承和弘扬儒学价值理想,从而在内容、形式和载体三个方面推动儒家新型道统学说的确立。正是在易学的鼎力支持下,儒学在会通佛道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动,不仅显示了自身强大的文化修复能力,而且维护和强化了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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