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期,西学东渐之风吹向日本。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不仅使汉文学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改变了其在日本上层社会与文学领域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在一味追求西化的激进思潮影响下,汉学甚至成为了腐朽落后的代言词,一度陷入了衰退的窘境。一直到明治二十年左右,人们开始反思对西方文明的过度吸纳,汉学才得到了重新审视并得以再次复兴,逐步开始了明治时期汉文学创作的繁荣期。随着民众素养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批专门刊登汉文作品的报刊杂志随之涌现。在这些杂志中,有一部分均以“新志”为名,也有不少作家的单篇作品以此为名。鉴于这批作品或多或少都依托于“新志”这种题材,故将其归类为“新志派”作品。“新志”刊物上多刊载以汉文书写创作的各类作品,这些刊物的办刊初衷不外乎振兴汉学,恢复国学传统,号召一般民众深入接触汉学。随着这些汉文作家的不断创作,依托于“新志”杂志发表的汉文作品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批作家队伍。“新志派”作家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面对维新之后全日本翻天覆地的巨变,他们选择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感受。从文学记录的角度看,这一批“新志”杂志忠实记述了明治时期新思潮冲击下民众生活的变化,以传统汉文作家的笔触来描绘自己的所见所闻,极大补充了后人回顾历史的视角;从文学社群的角度看,在这一批作家中,主要以服部抚松、成岛柳北、三木爱花这三人为代表,其他作家或多或少与他们有着交游与联系,也就形成了以服部抚松的《东京新志》、成岛柳北的《花月新志》、三木爱花的《吾妻新志》为中心的三个小说作家群。“新志派”的小说创作类型大致可分为“繁昌”笔记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这两类,虽然体裁不同,但二者都志在以小说笔法展现作者对明治时期社会巨大变革的个人想法。“新志派”的各类作品不仅在日本国内影响深远,对中国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繁昌”系列作品历经百年续作仿作不断,三木爱花的才子佳人小说间接启发了以东海散士所著《佳人之奇遇》为代表的政治小说的创作,开启了日本近代文学史的门扉。“新志派”的各类作品也被传播引入了中国,“繁昌”这一体裁自此也进入了中国文人的创作视野,清人葛元煦撰写了《上海繁昌记》三卷,这部作品又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经由藤堂良骏训点在日本出版刊行,完成了“繁昌”体裁在中日之间的往来流转。本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三章。第一章详细介绍明治时期“新志”刊物的创办与“新志派”小说作家群的形成;第二章考察“新志派”小说的两种创作类型;第三章综述“新志派”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以及对国内外的创作影响。本篇论文试图在中日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对日本明治时期“新志”刊物及作家群的研究出发,详细考察分析“新志派”汉文小说作品,分析论证其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的承继关系与接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