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女性董事履行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效果。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代表股东行使权力的经营决策机构。21世纪初开始陆续爆出的上市公司丑闻使董事会成为了公司治理变革的核心,董事会的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便包括性别特征。早期国内外的研究主要围绕董事会的性别特征与公司绩效展开讨论,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后来有学者发现,女性参与监督活动、咨询活动的行为对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认为女性董事履行监督、咨询职能后产生的监督、咨询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方面效果相比行动更受各界的关注,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打开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黑箱。同时,研究最优的董事会结构需要结合环境因素具体分析,因此本文考虑了公司层面女性平权程度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建立假设,利用2013年-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反映出存在不同的任务重点的监督与咨询职能,可能因为CEO分享信息动机有所不同,并且两类职能同时占用董事的时间,因此使得女性董事在履行两类职能时会做出权衡,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侧重。具体而言,研究发现:（1）一般情况下,女性董事对于董事会的监督效果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经济意义上具有显著性。（2）女性董事对于董事会的咨询效果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意义上具有显著性。（3）公司层面女性平权程度使女性董事的监督效果减弱,使其咨询效果增强。（4）进一步分析发现,首先,在通常情况下,女性董事在审计、投资等专业委员会的任职情况不是造成女性董事监督效果显著、咨询效果不佳的唯一驱动因素。其次,可能由于女性董事长在总体中占比很小,因此对于董事会职能履行效果的影响有限。再次,在产权性质方面,无论国企还是非国企,女性董事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效果。但是在咨询方面,国企中存在女性董事会使咨询效果下降,非国企中则无显著影响。综合来看,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企中女性董事为达到监督效果,对投资咨询效果的牺牲更大。最后,在市场板块方面,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女性董事监督效果显著,而中小板上市公司女性董事的咨询效果显著。（5）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首先对女性董事是否是“花瓶董事”的问题进行了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女性董事积极的监督效果与消极的咨询效果。其次,本文分别使用性别多样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以错报的可能性（FSD score）、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以女性平权程度综合指标作为调节变量的替代变量,再次验证了主检验中的结论。再次,通过倾向评分匹配与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内生性问题。最后,应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再次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打开了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黑箱,证明了通常情况下,女性董事相较于男性履行监督职能的效果显著,但是咨询效果欠佳;其次,补充了公司层面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的研究,表明公司在增加女性董事数量的同时需注重改善公司内部女性平权程度,营造男女平等的氛围;最后填补了目前文献中没有同时考虑女性董事监督、咨询效果的研究空白,女性董事在职能履行上表现出对监督与咨询的权衡,女性董事相较于男性的积极影响不会在监督和咨询职能上同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