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虚假陈述为主的证券欺诈行为层出不穷,由此产生的案件纠纷也逐渐攀升。自2016年以来,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数量不断增长。从2016年的2009件增加至2020年的13401件,在五年间增加了5.67倍之多。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2003《若干规定》”）,首次对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中投资者损失赔偿的计算作出了相关规定。其中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投资者的实际损失并不仅仅由虚假陈述造成,其中还包含非虚假陈述因素,主要是以系统风险为代表。被告即虚假陈述行为涉案公司往往据此提出抗辩,要求从投资者的名义损失中扣除掉这部分非虚假陈述因素所导致的损失。然而,2003《若干规定》对如何量化系统风险等非虚假陈述因素引致损失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诉讼双方也常常在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下,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对证券虚假陈述案中投资者损失赔偿的计算进行了研究。本文对A某诉B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中投资者A某和第三方S机构各自主张的方法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各自方法中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对其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提出了改进办法并进行了论证。在第五章对相应部分进行改进,并以该案例中的数据重新进行了投资者损失的计算。计算过程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对名义损失的计算,对系统风险因素的量化和对重大事件影响的量化,最终得出了最终计算结果,即对投资者的损失赔偿额。在第五章第五节针对在不同方法组合下的损失赔偿额变动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总结了本文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建议。通过对双方计算方法的分析,首先确定了对扣除因素的理解口径和计算思路。投资者A某仅对系统风险进行了扣除,而S机构除了扣除系统风险还扣除了重大事件影响,由于在新版《若干规定》即2022《若干规定》中突出强调了重大事件这一非虚假陈述因素,本文在计算时采纳S机构对扣除因素的理解口径及计算整体思路。即通过模拟出一个不发生虚假陈述情形下的涉案公司在案件期内的股价走势,据此计算出模拟损失比例,最终通过“买入均价×（名义损失比例-模拟损失比例）”计算出最终仅受虚假陈述因素引致的损失。对于模拟期股票价格的模拟是通过建立模型拟合系统风险可解释的收益率曲线,再利用事件分析法计算案件期内重大事件在事件窗口期的异常收益率,并将对应事件窗口期内的异常收益率叠加到系统风险收益率曲线中,最终得出模拟收益率曲线。根据实施日前一日的收盘价0,以及公式=0×1+1×…×(1+),可计算出模拟期的每日股价。在计算名义损失时,通过第四章的分析,本文分析了S机构及A某主张的以先进先出法计算证券的买入成本,一并介绍了实务中常见的几种计算方法,对各种买入成本的计算方法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移动加权平均法具有合理准确、不依赖于特定假设、普适性高的优点。因此,本文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重新核算了投资者A某的名义损失。在量化系统风险时,本文通过Fama-French的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型分别对涉案公司股票收益率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三因子模型整体通过了F检验,规模因子和市场溢酬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账面市值比因子未通过。通过对五因子模型的回归,发现其修正~2并不显著高于三因子模型,且新加入的盈利和投资因子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采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对涉案公司系统风险收益率进行量化。在量化重大事件影响时,本文以同行业相近年份发生相同或类似事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计算了事件1和事件2在各自事件窗口期[-10,10]的每个交易日平均异常收益率,并对进行了显著性检验。基于事件研究法的结果量化案件公司受重大事件影响产生的异常收益并将其叠加至系统风险可解释的收益率曲线中,本文得到了最终的模拟收益率曲线,并据此计算出了本案例中的对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因素的损失赔偿额。通过对不同条件组合下的损失赔偿额的对比分析,本文发现重大事件影响对最终的损失赔偿额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还是先进先出法对最终的损失赔偿额的影响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本案例中投资者交易记录的特殊性所致。最后,本文基于投资者保护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完善对买入均价的计算方法的法规规定,完善对非虚假陈述因素的法规规定,改进对赔偿额不超过实际损失的法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