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既有文献从政治法律制度的特殊性来解释我国地权制度的特点,本文试图从地权制度建构过程的特殊性这一新的角度来理解我国当代地权制度的特殊性。后者集中体现为地权规则的不确定性和国家与地权关系的模糊性,而前者则主要指新的产权制度体系在引入我国时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下革命者所采取的效用立场。本文主要从土地问题是如何在20世纪初出现、信仰不同革命理论的革命者如何论述其土地改革主张以及如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实践其主张等方面展开论述。论文导论部分主要讨论问题的提出、相关文献述评以及本文的研究进路;第二章主要讨论“土地问题”如何在19世纪末20初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过程。本文强调土地是否存在分配上的问题这一问题意识的出现恰恰是当时国人从各方面检视我国所面临危机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对土地问题的认定一方面是出自从地权制度及土地利用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效用立场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自认定只有革命才能解决当时社会“总体性危机”的情况下从扩大革命影响、获取更多支持的效用立场的考虑。第三章进一步讨论当时两种主要的地权变革主张,即孙中山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思想。本文指出,这两种土地思想在当时都受到了其他思想的挑战。从效用立场上对地权制度变革必要性的强调是二者的共同特点,但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土地问题的分析更全面、深入,从而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和说服力,成功地使土地问题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问题。第四章延续第三章的分析,着重讨论在后续的历史演进中共双方是如何秉持效用立场发展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土地改革实践的。最后,本文第五章作为结论与讨论部分总结了效用立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新的产权规则引入我国时的决定性影响,并认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社会政治背景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产权制度的选择,而(形成中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也直接决定了其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对产权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