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产业集群现象在中国也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在浙江、广东等地产业集群兴起并带动当地经济迅速发展的示范效用下，全国各地掀起一股产业集群热。产业集群被理解为区域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集群战略应运而生，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打造本地的产业集群，并试图将原本分散的企业集中到规划的各种特色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内。然而，产业集群并不等同于企业的扎堆，不仅仅依靠劳动力和资金两种要素，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更不是一蹴而就的，那种想在很短时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依靠外力促使企业集中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想法是片面的，也是不现实的，产业集群并不能遍地开花。产业集群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伴随着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维度的制度、文化、关系和尺度转向(苗长虹，2004)，“嵌入性”或“根植性”(embeddedness)视角逐渐被经济地理学家应用到产业集群的分析当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以往对集群内部运输成本、企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的关注转向对集群内部网络、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关注(storper，1997：17)，即研究集群经济行为如何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制度、文化和网络之中以及集群嵌入性对集群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严格定义的产业集群由于其嵌入性而呈现特定的轨迹，是难以被模仿的，而这正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和威力所在。本文通过集群演化过程的分析得出，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纯经济因素外，社会制度、文化、网络等社会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集群产生和转型、升级阶段及集群演化的分岔点上。在集群产生阶段的分岔上，区域进取文化及企业家精神和社会网络对集群胚胎的发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集群发展阶段的分岔上，区域进取文化孕育的区域创新环境和打造的区域创新网络所构成的区域创新系统决定了集群的健康发展；在集群成熟阶段的分岔上，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集群必须突破地域局限，建立与外界沟通联结的管道，在文化的融合与网络的重组中保持区域的竞争优势，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新马歇尔结点。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同样是社会文化、网络和地域的嵌入和非嵌入的动态转换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IC产业集群发展的例子，说明即使在政府引导和外商投资等外力作用下的产业集群的演化中，社会文化、网络和地域的嵌入和非嵌入过程在集群的演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