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生态以及个人的发展差异决定的。反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历史性难题和人类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西部是中国生态条件最为恶劣、少数民族聚居、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区域,其贫困问题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是由多种原因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综合贫困现象,呈现出历史的积累过程,表现为高原性、边远性和民族性等特点。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就斐然,但随着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正经历急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失衡,社会现代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现代化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滞后,远不能适应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需要,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问题高发期。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已成为执政党和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面临的急迫任务,其急迫性和重要性在经济社会均欠发展的西部贫困地区更为突出,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扶贫攻坚的成败,关系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步建成。为此,既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地区先经济现代化后社会现代化的做法,也没有经济条件直接反哺社会现代化建设,而是迫切需要探索一条真正符合西部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脱贫路径,以此推动和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将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社会治理思想,厘清当代中国扶贫开发的思想理论渊源,考察研究中国共产党扶贫开发实践及其经验,深入分析中国西部地区扶贫开发行动与效率,尤其通过深入调研,梳理中国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典型经验,总结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模式和基本经验,借鉴国内外反贫困理论、实践与智慧。本文由导论、正文、结束语和参考文献四个部分组成,正文分为六章。其中: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意义、选题价值、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基本框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等。第一章主要阐述当代中国扶贫开发的思想理论渊源。概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反贫困思想、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反贫困思想及其当代借鉴,以及当代国际社会反贫困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扶贫开发实践进行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经验教训,阐述其历史启示。共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77年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计划体制反贫困阶段;1978年至1985年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为切入点的反贫困阶段;1986年至2000年政府主导下的扶贫攻坚阶段;2001年至今的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总结中国共产党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和有用启示。第三章着重对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实践进行历史考察。其分为五个阶段:1979～1985年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新思路阶段;1986～1993年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新探索阶段;1994～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的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新举措阶段;2001～2010年集中力量加速西部农村脱贫新战役阶段;2011年以后的“精准扶贫,加速脱贫,西部农村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阶段”。通过对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分析,为我国最后的扶贫攻坚大决战,特别是2020年西部同步与全国建成小康社会探索出有效的路径。第四部主要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县域和乡镇政府扶贫政策与行动、扶贫开发政策项目与效率以及贫困根源与扶贫开发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中国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的成就、意义及其基本特征,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或局限性。第五章主要是典型案例分析。通过具体分析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及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扶贫开发典型经验,考察相关基本政策、主要做法和特点,并总结其基本经验。第六章是本文的最后落脚点,主要是在前四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扶贫开发事业的历史梳理、成就回顾、问题分析、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寻找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新模式。结束语是对本文所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一是扶贫开发的理论与实践如何回应“发展是硬道理”对“扶贫”理念的遮蔽和侵蚀?因此,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之间的张力如何调节和消解,是产业扶贫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更是地方政府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首要问题。二是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强势政府的转型的问题。地方政府如何转型以及如何处理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关系的理论资源?归结而言,本文力图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视域,针对农村扶贫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扶贫开发模式,试图提出推动我国贫困地区的良性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