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21年我国研发投入经费已达27,864亿元,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研经费管理和科研项目建设等政策不断完善、落实到位,但是,我国当前还面临着微观层面战略性创新、骗补式创新和宏观层面低质量、低效率等问题。基于以上,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简称“认定”）这种选择支持型政策为核心,从“认定”中的研发投入项切入,验证研发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存在性并分析其在“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间的影响路径。本文以2008—2020年度沪深A股通过初审和复审并获得“认定”的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为防止因抽样偏差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确定具有相似特征的对照组;其次,利用两阶段关联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基于系统视角将创新阶段分为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阶段,从制度上分解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黑箱”;最后,运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分析“认定”效果,实证检验“认定”、研发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与创新效率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创新总过程,“认定”与综合创新效率呈负相关;研发投入阶段,“认定”与综合创新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存在“伪高新”企业导致政策落实存在偏差;成果转化阶段无显著相关性。（2）“认定”与研发分类转移呈正相关。在高新技术认定前和复审期间,“认定”使企业有研发分类转移行为。（3）创新总过程,研发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在“认定”与综合创新效率间呈互补性中介,具体表现为“认定”通过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分类转移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研发投入阶段,“认定”对企业综合创新效率产生的溢出有6.8%是通过研发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所间接导致的;在成果转化阶段,这一中介效应并不显著。（4）从控制权看,“认定”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溢出;从认定时期看,“认定”在初审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较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认定前和复审期间,存在将生产成本转移至研发投入的研发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本文通过对微观主体在创新中“迎合”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为今后我国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