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运用道格拉斯·C·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提出的经济史方法，参照日本银行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在研究中国民营银行(包括台湾)发展历程、社会背景与发展趋势，得出相应启示的基础上，强调指出：(1)产权对中国民营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动力意义；(2)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经济大国，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各不相同，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界定和实施产权不能仅以国家为单位，还必须考虑设置地区性的二级单位；(3)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道德文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对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银行经营活动等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而在中国发展民营银行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文章进而分析认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初步形成了一个多种金融机构并存、适度竞争和逐步开放的金融市场；同时指出，由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我国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民营银行的发展至今没有纳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安排；论文以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模型为依据，论证了当前发展民营银行在我国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而根据当代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国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和方法，以产权理论为指导，对民营银行发展的路径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民营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以及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中小型为主的地区性民营银行；其次，在民营银行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指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水平及人文环境的不同，民营银行的制度变迁呈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并存的特点，民营银行发展的路径可遵循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制度变迁方式；最后，在发展民营银行的制度安排上，本文就制度安排的实务问题提出若干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