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刑法修正案(六)》在对我国刑法第312条修改的基础上重新确立的罪名。虽然本罪罪状“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较为清楚，但如何对触犯本条款的行为定罪量刑时有分歧。比如“明知”的内容与程度有何要求，“犯罪所得”中的“犯罪”是形式意义上的犯罪还是经过法院判决的犯罪，在明知条件下实施的掩饰、隐瞒行为手段如何，他人的犯罪数额巨大、性质特别恶劣是否决定着本罪的量刑等等。这些认识分歧集中体现了本罪犯罪构成如何界定、如何处理好本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等两大问题。因而本论文将题目定为“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及其与上游犯罪的关系”。本文还认为，由于上游犯罪的犯罪结果等作为本罪的行为对象、认识内容，又使得在弄清本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之前必须对本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合理界定。换言之，界定本罪构成要件属于处理本罪与上游犯罪关系的前提条件，只有将本罪保护的法益、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等界定清楚才能更顺畅的讨论其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方面，论文主要集中于本罪侵犯的法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对象，掩饰、隐瞒的手段，“明知是犯罪所得”中“明知”的理解，犯罪主体等五个方面。其中，本文认为本罪保护的法益应当是多元的：首先是司法追赃秩序；其次是公民或单位对自己受损财产的追及权；再次是财物在市场上的正常交易流通等秩序；最后是司法追赃秩序、公民财产秩序、市场交易秩序形成的社会秩序。在这一理解基础上，本文后续的量刑评价因素、本罪与上游犯罪的关联如何认定均以这一法益作为分析基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密不可分。目前实务界已达成了基本共识，认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一种多发性犯罪，同时也是一种派生性犯罪。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派生关系，实务中又产生了与上游犯罪如何关联的三种认识。首先，本罪的上游犯罪是否有限制。其次，本罪的上游犯罪是经过判决的犯罪还是形式意义上的犯罪。再次，本罪的情节严重与上游犯罪的关联度如何认定。本文在刑法解释学分析方式下，认为本罪的上游犯罪不限于财产犯罪，只要能产生财产及财产性利益的犯罪皆可以成为本罪的上游犯罪。关于上游犯罪与本罪成立的关联性方面，笔者在目前实务共识：“上游犯罪应当是形式意义上的犯罪，而不是经过判决认定的实质意义上的犯罪”的基础上，提出上游犯罪应是形式意义上的犯罪，而且是据查证有事实基础的犯罪。在本罪的情节严重与上游犯罪的关联度方面，本文认为过度依赖这种联系而忽视本罪有独立的情节严重评价标准，或人为隔断这种联系而忽视上游犯罪对本罪情节严重的影响均是不明智的。本罪与上游犯罪的联系最关键因素在于“明知”这一构成要素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手段不仅对体现本罪侵犯的法益，及区别于其他犯罪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本罪的情节严重也具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长期或多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手段、方法复杂给侦查、审判活动造成严重障碍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另外，本文也认为数额巨大也是本罪情节严重的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