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作为一种审美反应活动,被众多的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和建构,却一直没有在性别维度上加以重视。女性主义的阅读方式直接导致了性别阅读的诞生。在此之前,男权文化体制下的阅读从来是以男性视角自居,彷佛男性视角便是一种“常规”。本文做女性主义阅读研究,是要探讨阅读中加入女性视角以后所发生的审美评判标准的变化,以及女性视角背后的深层含义。试图在中国语境中探讨中国女性主义阅读活动的独特性,注重对当下中国文化中的女性主义阅读实践进行解读和分析,希望能对中国性别阅读的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论文第一章是从大的历史背景入手,探讨中西方女性主义阅读活动发展的历史和特点,重点分析中国女性主义阅读活动独特性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西方女性主义阅读活动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从经验阅读到理性阅读的转变。中国女性主义阅读活动是上世纪80年代借鉴西方的产物,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是反对父权制,不是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产物,在文化表述层面上,性别差异和女性话语遭到抑制,女性是以“男女都一样”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处在一种“无性别”生存状态中。在中国女性获得政治、社会权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女性的自主意识才慢慢觉醒,这种觉醒不是从追求平等而是从追求性别差异开始,这样一种错位对中国的女性主义阅读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使中国女性的反抗性被弱化,尤其是在“女性作为读者”的角色中反抗性被消减。　　 第二章集中分析现有的女性主义阅读理论,在其框架中试图探讨中国女性主义阅读的独特范式。在第一节主客体理论中,集中讨论女性审美主体性的确立,分析了女性主义阅读活动中的两个矛盾:首先是当作为审美主体的女性遭遇曾经作为审美客体的自己,女性读者通过“重读”解构自己审美客体的地位,同时解构男性的审美主体地位,从而达到意义的重新建构。文章通过戴锦华和费特莉对经典爱隋故事的不同解构,指出中国的女性读者从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把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纳入一种既存的社会秩序中,男性却仅仅以一个帮凶的身份逃之天天。这是中国女性反抗性消减的必然结果。然而笔者通过对经典电视剧《大宅门》的解读,撩起了文化的纱帘,直逼男性本身。第二个矛盾是作为读者的妇女本身也是被社会阅读过的妇女。阅读中的女性无法摆脱在社会中“被看”的地位。这种经历必然对她们的阅读活动产生影响。女性读者如何能够确认她们建构的是真实的自己还是已经被男性定制的自己。文章通过对林志玲和“身体写作”的分析,指出女性在彰显自我、强调差异的同时可能会让男性得到更多的快感。　　 第二节性别政治理论探讨了性别政治的压迫与反抗以及性别差异问题。通过对米莉特《性政治》的分析,指出性别不只是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差异,更因此而造成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有人曾经感慨的说,世界上最后的殖民地是女人。女性在男性那里表现为一种想象性的存在,想象一旦驱动,女性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奇观化”。女性主义阅读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鲜明的反抗方式,用“重读”文本的方式,打破男性的话语权力,反抗“意识上的压迫”。女性阅读其实是一种差异阅读,需要解决一个身份问题,因为身份的重新书写会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女性在男性的凝视(gaze)中处于次等文化状态,这又回到了看与被看的矛盾状态。　　 第三章是本文创新的探索,将已有的女性主义阅读理论放入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构架中,加入一些新的解释和视角,提出女性主义阅读离不开女性期待视野和女性“解释团体”的建构,并试图讨论中国语境下独特的女性期待视野和女性“解释团体”。女性期待视野建构了女性自身的价值取向,这种带有女性自主意识的阅读活动反过来又强化了女性自主意识。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的女性期待视野对于女性自身价值取向的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西方的女性期待视野是女性自主意识和性别意识发展的结果,那么中国的女性自主意识和性别意识则更多是得益于女性期待视野的建构。女性“解释团体”的形成是由于女性作为一个被压抑的团体在女性自身的独特经验上有着普遍性和共通性,性别作为一个团结的因素,打破了男性的价值体系,挣脱出男性“解释团体”,在性别维度上集结成一个新的解释团体——女性“解释团体”。中国的女性“解释团体”在结构上较之西方要松散一些,纵观中国女性阅读理论发展的历史,中国女性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阅读理论。她们更注重“女性作为作者”,对于“女性作为读者”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来谈论女性主义阅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