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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现有监管体系的重新审视和反思。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正式公布《巴塞尔协议Ⅲ》,首次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在国际金融监管大变革的背景下,从宏观审慎的视角构建逆周期的资本监管框架是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应对新的国际金融环境的必然要求。总体看来,我国关于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于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究竟具有顺周期性还是逆周期性以及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选择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本文首先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中国16家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进行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入政府注资、上市融资、次级债发行虚拟变量。国内学者对资本缓冲周期性的实证研究缺乏对资本缓冲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行为差异的关注,本文使用HP滤波法划分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研究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结果表明,2001-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呈现逆周期性,发行次级债、上市融资等是短期内提高银行资本缓冲的重要外源途径；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在经济上行期和下行期均具有逆周期性,且资本缓冲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具有非对称性,在经济下行期,资本缓冲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强烈。目前国内学者对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研究基本以介绍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为主,对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选取的实证研究很少,本文尝试在这方面做出创新。本文选取2001—2013年间的季度数据,在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度量出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时期的基础上,采用KLR信号分析模型对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的预警性能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巴塞尔委员会所建议的信贷余额/GDP缺口指标在样本期内对中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调整提供了可靠信号,是现阶段较为理想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结合中国的历史数据测算出样本期内中国银行业应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段为2002年第二季度至2005年第一季度、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2012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这三个时间段出现了信贷过度扩张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积聚的情况,巴塞尔Ⅲ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