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从生产效率角度考察我国制造业、农业、商业等领域生产效果的文献,使得对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运行质量及其效果的研究成为理论界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在对制造业、农业、商业等领域生产效率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也开始了对医疗服务业生产效率的研究。随着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生产效率的概念。但是,当人们尝试界定、测量、评价或者改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又常常难以摆脱传统生产效率的思维方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以传统生产效率的方式来理解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因而在实践中,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常被粗糙地使用,从而也使其常被不合适的测量与评价。所有这些已经给人们提出了大量的问题。例如,医疗服务质量如何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投入的决定因素和产出的决定因素到底有哪些?医疗服务产出的异质性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有何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投入因素如何转化成为产出因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在概念层次上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医疗服务投入、产出及医疗服务质量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目的就在于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测量与评价,进而提出改善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有效措施。首先,本文详细分析和阐述了传统生产效率概念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不适用性。医疗服务及其生产过程的特点决定了传统生产效率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以至于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生产效率。理由为：(1)传统生产效率定义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传统生产效率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建立起来的,而且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患者显然无法排除在封闭系统之外。因此,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一个封闭系统的投入与产出的函数显然不合适。(2)一般物质产品的产出能够用纯粹的数量来定义和测量的传统观点无法完全反映出医疗服务产出的质量水平。而且,由于医疗服务的特点,用传统的质量观点来解释医疗服务质量也显然是不够的。(3)由于医疗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及不可存储性,因而医疗服务是不可以预先生产并存储以备销售的。这就决定了在评价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仅以实现的产出来衡量生产效率高低显然是不够的,卫生资源的利用程度也应成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要素之一。可见,传统的生产效率已经不能满足医疗服务业的基本要求,非常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来定义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其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并详细分析了构成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要素。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特定国家或区域内,通过对医疗服务机构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产出物的经济价值与产出该价值的投入物经济价值之比的计算而获得的该医疗服务机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卫生资源利用程度以及患者感知的医疗服务质量的度量。”这一概念包括构成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几个方面,即医疗服务投入、医疗服务产出以及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外部因素——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机构的投入资源是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存在的基础,分为医疗机构的投入和患者的投入两类。医疗机构的生产要素投入类似于传统制造业的投入要素,其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影响也类似于传统的制造业。患者在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制造业不同,在医疗服务领域,患者并不简单只是一个医疗服务需求的来源,而是医疗服务生产投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患者通过表达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提供了部分投入。根据参与到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及其对医疗服务产出的贡献,可将医疗服务产出分为医疗机构的服务产出和患者的服务产出。医疗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产出要素不同于传统生产效率的产出要素(传统生产效率中的产出要素仅包括最终产品,因而封闭系统外的顾客行为并不会影响生产效率),因而在定义医疗服务产出时,仅仅包括生产的最终结果是不够的,还应包括产出的质量,而且医疗服务产出的质量对其生产效率产生着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感受是衡量患者医疗服务产出的重要因素,因而论文运用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来调整医疗服务产出。同时,为反映患者的感知对医疗服务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中国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新模型,同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运用耐抗性分析的双截面数据处理模型测算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并首次将顾客满意度指数纳入到医疗服务产出的调整指标中。再次,基于所界定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设计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测算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常用的方法是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前沿分析方法根据是否已知生产函数的具体的形式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前者以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SFA)为代表,后者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简称DEA)为代表。我国学者已将这两种方法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大量研究实践也表明,两种方法都有其优越性和固有的局限性,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方法更好,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和实际度量结果做出判断。因此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这两种方法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来测算我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并在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对测算结果进行组合研究,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两种方法的优越性,同时又尽可能克服它们固有的局限性。鉴于本文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投入和产出的比值,且产出要素涵盖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因素,因而,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测算实际上是通过选取一系列的投入、产出数量和质量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来反映被测算对象的医疗服务水平状况。由于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测算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本文在充分分析国内外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构建实践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可测性、可比性等原则,并使用科学的方法,从医院和患者不同的角度设计了一套既包含医院的投入、产出,同时也包含患者的投入、产出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进而,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并利用样本配对T检验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比较分析两类方法的研究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行业的基础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卫生资源的投入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地区医疗服务产出的质与量,进而影响到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第二、各地区医疗服务综合效率值不高,尤其是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医疗服务的综合效率值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在现有的医疗服务产出规模下,卫生资源投入存在大量冗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第三、各地区医疗服务综合效率偏低的原因不是医疗服务规模效率偏低,而是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偏低；第四、中、东、西部地区的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值比较接近。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第五、与东、西部地区相比,虽然中部地区卫生资源投入不足的情况较为突出,但中部地区医疗服务生产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水平均高于东、西部地区；第六、大部分地区医疗服务生产均存在规模不经济,而其中,大多数地区医疗服务生产又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第七、我国卫生总费用配置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最后,笔者提出了提高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有效措施：一是强化政府供给职能；二是加强政府监管职能；三是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四是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五是加强其他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