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新兴经济体为了获得资本账户开放红利,开始逐步取消对跨境资本的管制。一方面,资本跨境涌入可以弥补资金缺口,增加投资机会,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另一方面,资金的频繁流入流出也增加了一国金融的脆弱性,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阿根廷、巴西等几个拉美国家开放时间相对较早,它们选择了比较激进和快节奏的开放形式,在国家没有达到开放的条件或者管控力度不到位时就进行资本账户开放,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爆发。而部分亚洲国家,诸如印度、中国等,开放时间相比拉美国家晚,开放过程是循序渐进、态度谨慎的。这使得这些国家在经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时得以将风险防控到最小。新兴经济体的开放经验让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体系风险之间的关系。由于商业银行在金融系统中具有主导作用,银行的风险很容易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整个金融体系,从而诱发金融危机,而资本账户开放进一步加速了风险的跨国传播。在开放条件下,商业银行不仅面临货币错配问题,还会降低对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极易受到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从各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例子中可以发现,不同的初始宏观经济条件和不同的开放政策给一国带来的危机大小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不同类型的资本账户子项——直接投资开放、证券投资开放和其他投资开放,以及资本账户整体开放这四个变量为解释变量,以新兴经济体为样本检验其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本文首先阐述资本账户开放及商业银行风险的概念并用相应指标进行测度,其次考察直接投资项目、证券投资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对商业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不同宏观经济条件下资本账户开放的异质性效果,最后使用多门槛面板模型,选择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水平、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四个指标作为门槛变量,以不同类型的资本账户开放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激进的开放模式容易诱发金融危机,而渐进的开放模式可以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2）不同类型的资本账户开放对于初始宏观经济条件有不一样的要求,总体来说,证券投资开放的要求是最高的,其次是其他投资开放,最后是直接投资开放。（3）证券投资开放和其他投资开放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边际风险较大,直接投资开放带来的边际风险相对较小。（4）资本账户开放应遵循先开放直接投资账户,其次是其他投资账户,最后开放证券投资账户的原则。本文选择新兴经济体作为样本,从理论层面和实证研究两个维度共同探究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对商业银行风险的门槛效应,从而为我国进一步平稳推动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一定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