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研究源远流长,可以说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制度就进入了哲学家的视野,但对制度做出正确理解,则始于马克思。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制度进行了系统阐述。自马克思之后,美国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康芒斯、凡勃伦、诺斯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等对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康芒斯认为制度就是“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韦伯指出“制度就是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这些研究极大的丰富了制度的理论内涵,把制度研究引向深入。相比较而言,将制度置于文化层面,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制度文化的相对较少。制度就是一种文化,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不同于外在自然的“人化自然”,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不可分割,制度文化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又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沟通的纽带。一直以来,我们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其实在社会发展中抓住“制度文化建设”也是非常关键的,制度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起着突出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时期,这对制度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赋予了新的使命。因此,加强制度文化理论研究,抓住制度文化发展的契机,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本文立足于和谐社会的建构,运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哲学的视角对制度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求全面、科学的把握制度文化的内涵及功能,明确制度文化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以期对和谐社会建构和制度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文章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简要的介绍了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其中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了哲学语境中的制度文化,具体阐述了制度文化的内涵、制度文化的发展、制度文化的本质及制度文化在上层建筑中的地位;第二章介绍了和谐社会对制度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指出和谐社会的制度文化应当体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三章介绍了制度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双向建构,一方面论述了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制度文化,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重要途径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又论述了作为具有实体内容的对象化存在,它的建构与发展受到和谐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引导和推动。最后,结语部分明确提出制度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理论研究中,关键是要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