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学院小说在二战后勃然兴起。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戴维·洛奇与 A·S·拜厄特是这一时期英国最杰出的三位学院小说家。在他们的努力下，学院小说这一新兴文类在二战后不断发展，日渐成熟。他们所创作的诸多作品，如《占有：罗曼司》、《历史人》和“学院小说三部曲”,早已被看成是当代英国学院小说的经典名作。此前的学院小说大多以描写学生的校园生活为主，而他们的小说却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校园内的知识分子与学者，其内容更加丰富，主题趋于多样化。在这些作品中，他们将小说人物放置在更宽广的时代背景之下，更多关注社会变迁给整个学院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身份转变。他们通过反思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的各种问题，塑造出了具有不同个性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布雷德伯里的小说刻画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象；洛奇的笔下既有保守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形象，又有充当理论先锋的学院知识分子形象；拜厄特则塑造了反抗后现代理论的作家知识分子形象。众多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都凝聚着作家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乌托邦理想的反躬自省。这三位作家都将知识分子身份与他们的乌托邦理想联系起来，用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定义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在他们的小说中，乌托邦理想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梦，是人文主义者的回归田园梦，是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是他们自身身份价值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三位作家也都意识到了乌托邦理想的失落给当代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各种困境。二战后，政治领域的乌托邦饱受诟病，乌托邦理想丧失了它原本的鼓舞力量。自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发表之后，“后-吉姆”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已丧失了英雄情怀，甘愿随波逐流。与这种不再具有乌托邦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同，在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中，知识分子人物虽深陷困境，不再具有昔日英雄的光辉，但这些人物不会在困境中随波逐流，不会全然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的统治，他们对于自身困境的反思已赋予了乌托邦理想以新的内涵与意义。知识分子因为乌托邦理想而陷入困境，又因重构或重新定义了乌托邦理想而试图摆脱困境。在他们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困境与乌托邦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值得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因坚守固有的身份，执著于昔日的乌托邦理想，反而成了理想的奴隶，无法完成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深入探讨西方知识分子乌托邦理想的失落与重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二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与心路历程，以及对知识分子应该如何面对自身所处的各种困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以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戴维·洛奇和 A·S·拜厄特的多部学院小说代表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因为乌托邦理想的失落而面临的精神困境，以及如何通过对乌托邦理想的重构与重新定义来应对精神困境的主题内涵。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正文三章，结论。　　绪论首先介绍三位学院小说家的创作成就，综述当代学院小说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理论基础、结构框架等。　　第一章以布雷德伯里的两部学院小说《吃人是错误的》和《历史人》为研究对象，论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使知识分子陷入两种不同的思想困境中。在《吃人是错误的》中，消极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使知识分子陷入虚无主义困境中。主人公心怀消极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渴望建构康德所描述的绝对理性王国，却因一味压抑感情而致内心分裂，最终不仅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这部作品与五十年代其他学院小说不同，没有沿袭《幸运的吉姆》开创的传统，而是另辟蹊径，聚焦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消极自由主义所指向的康德理性王国图景由于这种内在矛盾终成海市蜃楼。理想的幻灭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仅丧失了生存意志，也失去了自由，泯灭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小说以喜剧开篇，却最终以悲剧收尾。如此布局，使消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行为如同唐吉珂德，理想使他们误读了自我与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啼笑皆非的情节更突显其旧日乌托邦理想的不合时宜。布莱德伯里意在表明消极自由主义者所向往的乌托邦图景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无异于削足适履。这种乌托邦理想只会使知识分子一味沉溺旧梦，无力对大学的现实危机有所担当。　　在《历史人》中，积极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使知识分子陷入极权主义困境中。布雷德伯里通过描述积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蜕变为一个极权主义者，揭示了积极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暗藏杀机。主人公心怀积极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渴望建构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利维坦王国，却以挑起纷争与对抗为乐事，通过冲突来巩固他在校园中的地位。布雷德伯里通篇运用“陌生化”手法，在人物与读者之间制造间离效果。这种效果彰显了在追寻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已被深度异化，沦为教育系统的工具，圆形监狱的监视者。小说家将积极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幻梦构建为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利维坦王国，知识分子即作为王国中的最高权威来进行精神统治。小说中，知识分子在追寻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将理想偷梁换柱，背离初衷的举动使知识分子批判与反思现实的作用消失殆尽。积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满足一己私欲，肆意践踏他人自由，彻底暴露了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倾向。小说家对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乌托邦热潮，既赞赏其充沛的激情，又视之为恶的根源。《吃人是错误的》与《历史人》相互映衬，暴露出了自由主义理想的矛盾性与虚幻性。　　第二章主要分析戴维·洛奇的学院小说三部曲《换位》、《小世界》与《好工作》，探讨学院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重构乌托邦理想来摆脱精神困境。在《换位》中，洛奇采用双线叙事手法，刻画了两位身陷困境的学院知识分子形象--英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和美国学院知识分子，讲述他们如何在异域他乡“换位”生存后，抛弃了昔日的乌托邦幻梦，重燃热情。整部作品围绕重构自由的涵义展开。故事发生于六十年代末，当时的狂欢氛围为重构自由的乌托邦理想造势。洛奇巧妙地运用了二元对立结构来强化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效果，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拘泥于二元对立结构，而是通过对立面相互间的转化消解了原本的对立关系，通过二元对立结构解构了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在《换位》中，知识分子通过在二元对立中寻求理想的平衡状态，即在矛盾中寻觅调和之法，重构了以自由为中心的乌托邦理想。知识分子不再固步自封，不再执着于固定的自由概念，开始接受不断更新的乌托邦理想。《换位》旨在呈现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身份转变。在此运动中，知识分子通过重新定义自由的乌托邦理想，重获了话语权，从而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　　在《小世界》中，洛奇采用了多线叙事策略，描摹了来自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群像。洛奇借用“追寻圣杯”的古老母题，将知识分子的追寻之旅置于七十年代的背景下，反思了正在欧洲大陆风行一时的各种时髦理论。这一“旧瓶新酒”之举突显了小说所要探寻的主要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处于学界高层的学院知识分子。二者都因为没能认清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而陷入自我身份的困境中。前者将自我的实现完全寄托于获得稍纵即逝的爱情，后者急功近利，渴望独占学界的核心位置，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满足膨胀的野心。们作为知识分子却无法对现实有所担当，最终对爱情与权力的梦想都都归于破灭。正是在构建平等的乌托邦的过程中，他们才逐渐认识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这部小说描绘了一场盛大的理论“狂欢”，这两类知识分子都在这狂欢中挑战了学界成规，改变了学界为少数学者垄断的权力格局。洛奇意在消除壁垒——曾经阻隔了传统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与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壁垒，并在学术界平等的对话中探寻“知识分子何为”的答案。洛奇反思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所向往的乌托邦境界，旨在突破禁忌的樊篱，打破等级的局限，实现不同群体之间平等的对话。　　在《好工作》中，洛奇局部运用了双线叙事手法，将知识分子与工厂厂主的生活并置，把罗宾对工业小说的研究与厂主维克多在工厂的生活相对照，展现工业小说的研究与工厂真实生活的完全脱节，表明文学研究如果脱离了现实就会沦为空中楼阁，而研究没有生活经验作为基础，将失去意义。另外，罗宾程式化的分析使文本成了理论的附庸，因此剥夺了文本的价值，也使文学研究变成研究者的文字游戏。洛奇旨在强调真实生活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并对机械套用后现代理论解读作品的学术研究提出质疑，从而表达了对理论局限性的反思。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生活轨迹的交织，以及双方从矛盾激化走向相互理解与认同，隐含着对博爱的乌托邦理想的重构。洛奇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相互联接，通过重新定义“博爱”的内涵，继承并发展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学观，从而使知识分子重获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学院小说三部曲呈现了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风貌，将重构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理想作为知识分子重获其存在价值的途径。在三部曲中，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理想从未分离，而是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平等作为自由的前提，博爱又作为二者的根本，这种精巧的构思使三部曲成为了当代学院小说中的巅峰之作。　　第三章主要分析拜厄特的两部小说《占有：罗曼司》和《传记家的故事》。本章论述知识分子通过重新定义乌托邦理想来应对自我的困境。在这两部作品中，拜厄特关注的焦点是失去话语权的年轻学者，他们常常因无法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与现实生活中找到平衡点，从而对所研究的领域或日常生活兴趣杳然，内心失去完整性。拜厄特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出现分裂，后现代主义理论难辞其咎。在《占有》中，拜厄特运用了双线叙事，叙述了20世纪批评家与19世纪诗人的生活，平行对照，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被理论所奴役的状态。他们不仅失去了独创性，而且身心失衡，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拜厄特通过将“极乐世界”重新定义为人文主义者所向往的乐土，赋予阿诺德与弥尔顿的人文主义思想以新意，恢复了文学作品的神圣性，并认为知识分子只有通过复兴人文主义，反思后现代主义理论，才能重获内在的完整性。　　在《传记家的故事》中，繁杂纷沓的书信与传记片段构建了一个凌乱破碎的19世纪知识分子世界，这个世界已失去了让知识分子重建乌托邦的力量。拜厄特以科学家为引路人，让科学与自然带给知识分子新的希望。通过戏仿玛丽·雪莱的名作《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拜厄特重新定义了卢梭与浪漫主义者所倡导的精神理想国。在精神理想国中，人重新体验世界中的神秘力量，抛弃掉对世界的抽象解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重新找回了自身的完整性，知识分子走出抽象的文本与理论生活，回到真实可触的大自然与现实生活中。拜厄特的精神理想国带有很强的隐喻性，喻指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最终获得了作家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最后整合了分裂的世界。　　在上述三位作家的小说中，知识分子人物因为各自的乌托邦理想陷入各种困境中。他们或是困囿于自身的幻梦，无法走出困境；或是通过重构或重新定义了乌托邦，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最终成长为英雄角色。纵观三位学院小说家的创作，一方面，知识分子将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世界视为乌托邦，恢复了文学对于现实的反思批判功能，使文学不再作为理论的附庸，知识分子因此拥有了否定性思维的能力，重新担当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另一方面，在重构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能够超脱利己主义的局限，消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隔阂，通过彼此的对话而相爱，通过相爱而达致内心的完整。在重新构建的乌托邦中，知识分子之间不再争名夺利，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也不再持有偏见，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友爱相待，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知识分子因为传统乌托邦理想的失落而陷入困境，但他们若能将个人困境视为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不仅走出封闭的象牙塔，而且打开心扉，走出封闭的自我，舍弃知识分子狭隘的乌托邦理想，在更广大的背景中赋予乌托邦理想以新意，能够心怀天下，并愿意奉献一己之力，担当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就能实现其价值，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一称号所赋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