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灵魂所在。礼乐文明一脉相承,但是不同时期的礼乐蕴含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孔子所处“礼乐崩坏”的时代。孔子从“心理”理路构建礼乐,对礼乐进行内在性的突破,由此拯救因人心崩坏而导致的礼乐崩坏。孔子对礼乐进行创造性的突破,其意在建构道德自觉性的礼乐。《论语》主要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文本,因而立足《论语》文本,对《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的“礼”“乐”思想展开研究,从而论证孔子是开启礼乐思想具有内在伦理道德价值的第一人。在礼乐的演变历程中,礼乐发生质的变化,一次是在周公,一次是在孔子。周之礼乐是集上古礼乐之大成。周公“制礼作乐”,注入“徳”的思想,并将上古时代的礼乐制度化,形成一整套的礼乐系统,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孔子之时,面对“周文疲敝”的社会形态以及礼乐流于虚文形式的社会现象,孔子在传承周代礼乐的等级性以及“徳”的观念的基础上,他突破性地以仁释礼乐,使得礼乐内在性。所谓内在性是礼乐指向人心,是内化于人的性情,从而礼乐具有内在的道德自律性。观《论语》文本可见,“礼之本”的追问,知礼贵在重其礼义;由“礼后乎”,知“质”的重要性;最后引出礼的根柢——“仁”。《论语》中孔子用仁释礼乐,赋予礼乐以自觉的道德理性,形成内在性的“仁礼”与“仁乐”。于此,孔子的“礼”已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规范,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修养。孔子的“乐”因“仁”而注入了道德精神的内涵,其乐具有美善合一的道德品性。此外,在《论语》中孔子礼乐并用,一方面在于礼乐同构,其一,“礼”“乐”同仁,即“礼”“乐”兴发于“仁”,而又复归于“仁”;其二,“礼”“乐”共同致力于“和”。另一方面,“礼”“乐”并用以“成人”,共同作用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以及塑造着仁者的心灵世界。纵观礼乐文化传承的历史进程,礼乐在不同时代的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是当今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源,对当今中华礼乐文明的创造性变化以及当代人的人格修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