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基于笔者在云南新平红星村的田野调查,以及相关弥勒县、石林县烟区的村民日记,呈现了云南烟农的生活生产图景,分析烤烟种植给少数民族村寨带来的生计模式乃至价值体系的转变。并尝试将这种转变放在少数民族村寨转型的脉络中来进一步思考,即,在当代的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同民族如何由于所处的地位、所参与的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收益分配的不同。论文首先交待了云南烟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指出,云南地方政府发展烤烟的动力,是在资源约束下回应财政压力,积累资本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选择。其中,1980年代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思路转型,及以包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系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和刺激作用。随后,论文以新平县红星村引种和推广烤烟的过程,呈现了在村庄层面,烤烟在云南的发展的过程。烤烟于1940年代首次出现在红星村,但直到1980年代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之下,才逐渐嵌入了村民的生活之中。接下来,笔者核算了种烟的成本与收益,并与全国烤烟种植的平均水平、以及烤烟的竞争作物作了比较,得出结论是烤烟的收益普遍较低,劳动量大,风险高。接着,作者呈现并分析了农民的选择。随后,论文叙述了农民在必须要种烟的情况下,为争取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各种策略。最后,论文考察了烤烟给村民带来的改变。烤烟种植首先带来的是生计模式的转变,烤烟的推广种植带有某种强制性,使得村庄的经济活动直接处于国家力量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烤烟的经济作物性质,也使得少数民族村寨被纳入了更大的经济体系中,产生了依赖的关系。进而,市场经济的机制也逐步侵入原有的价值体系,比如传统仪式的简化,货币购买的物品取代了原来需要共同体协作完成的祭品或婚礼用品等；在观念层面更明显的是开始以获取现金收入的能力来评价和定位个人。论文最终认为,云南烟农的个案典型地表达了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工农业关系的定位和安排,以及这种安排产生的结果。烟农的种种尴尬处境,除了与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面对大市场的困境有关,还与在国家垄断之下,被指定为工业化的承担者有关。要解决这种困境,一方面要重新思考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定位；另一方面,也要探索社会保障体系,以帮助农民规避市场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