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人口增多、社会发展，以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在社区中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解决这些难题，社区治理变革势在必行。
　　本文以影响当前社区治理有效性的核心内容——公众参与为研究对象，以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工具，追溯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服从-动员-协商三个阶段的变革，指出目前中国超大城市处于“表面参与”到“共享参与”的过渡阶段；总结了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三大、三多、三高”及三大挑战，描述了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现状，包括主体、客体与途径，提出超大城市面对复杂的社区事务应该分类治理，并据此指出目前在超大城市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的主要困境：第一，面对自治性事务，社区搭建了良好的参与平台，但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复杂，难以协调；第二，在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中，公众有强烈的参与诉求，但在重大利益分配时共识有限。究其原因，这是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组织发育制度环境的滞后性、非制度参与的有效性和政府沟通能力不足的现状导致的。
　　本文继续以上海市基层治理实践为例，聚焦长宁区古北社区的自治性事务建设-议事厅，以及杨浦区长白街道228街坊的保障性住房供给-城市动拆迁，分析两个社区的参与主体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的互动过程，总结出“以平台为中心、以项目为手段”的自治性事务公众参与机制，与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与公众民主协商”的有效公众参与机制。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案例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提出，提升当前提升超大城市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水平，应当加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程度、建设全方位的共识协商平台、坚定执行中的统一公正标准、提高社区治理中党和政府引领能力，期望对超大城市社区正在进行的治理变革与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