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法,通过古典行政原则的发挥,经由行政国和官僚制的合谋而构建。但随着工业社会步入后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官僚制行政范式遭遇的反常日益加剧,酿成危机。从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行政构成了一个主流的公共行政范式的转换,它立足于通过破解官僚制行政的民主困境,寻求重建公共行政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虽然民主行政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就宏观背景而言,民主行政是在公共行政和民主交汇发展中产生。作为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连结的产物,民主行政既深化了民主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形式,又提高了行政的公共性和正当性。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民主行政理论和沃尔多及其后来者的民主行政理论构成了西方民主行政发展的主要流派。两者都是在官僚制行政范式危机下产生,但它们秉承不同的理性观念与理论模型,并对于新型民主模式和官僚制改革方案等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由此分道扬镳。奥斯特罗姆用公共选择理论建构起民主行政的理论大厦,他从接受古典时代政治理论家的相同假设开始,以效用最大化为分析工具,主张权威的分散以及官僚制的替代,通过理性选择的逻辑把民主行政推向极致。沃尔多是民主行政的又一代表,其理论被称为“沃尔多主义”并形成公共行政学的“沃尔多路径”。沃尔多、新公共行政、黑堡学派、新公共服务构成了这一派民主行政发展的清晰脉络。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倡公共利益的共识论模式,主张让公民回到公共行政的中心。公务人员应该从划桨者及掌舵者转向服务者,政府更要培养公民的参与和自治能力。民主行政应该从外部特征和本质内涵两方面进行理解,内外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民主行政概念的立体概观。民主行政的表现特征是在行政的“返政治化”过程中和政治同构的背景下,参与性、责任性、代表性、回应性、制约性等民主价值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贯彻和实现。民主行政的本质内涵和民主政治运行的内在机理相关,它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一种艰难的平衡关系,其前提是人民主权原则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贯彻,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代表和实现公共利益,而民主行政实现的关键在于民主和权威的平衡。民主行政的归宿点和着落点在于如何有效的和中国“本土”实践相联结。根据行政生态分析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面转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促进了民主行政的产生和发展,但也存在诸多负面因素阻碍了民主行政的实践和深化。因此,中国民主行政的发展应该走“增量”路径,并实现民主行政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均衡。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中,民主行政构成了改革的内在逻辑之一。如果说改革开放后要建立的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效率行政和理性行政,那么民主行政所体现的回应、责任、参与、服务、合作等成为本世纪我国政府改革的价值选项。从内容上讲,中国民主行政的发展战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和政府行政的民主化；二是自下而上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以及民主监督；三是沟通两者的公共对话和民主协商；四是多中心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