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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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审分离原则作为衡量刑事司法文明建设的内核要素,是刑事诉讼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理性司法的重要表现。随着国家主权意识兴起,犯罪被视为对君主的冒犯,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分权理念盛行,控诉与审判被分割为不同环节,为控审分离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基础。控审分离的发展演变过程,展现了国家治理理念从权力本位向义务本位的转变。控审分离的确立,使控审机关的角色定位得以明晰,角色冲突的解决使诉讼进程得以顺利进行,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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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审分离原则作为衡量刑事司法文明建设的内核要素,是刑事诉讼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理性司法的重要表现。随着国家主权意识兴起,犯罪被视为对君主的冒犯,直至资产阶级革命,分权理念盛行,控诉与审判被分割为不同环节,为控审分离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基础。控审分离的发展演变过程,展现了国家治理理念从权力本位向义务本位的转变。控审分离的确立,使控审机关的角色定位得以明晰,角色冲突的解决使诉讼进程得以顺利进行,是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分水岭。控审职能相互制约,让辩护职能得以真正发挥实效,让诉讼所应具有的结构形态得以形成,让外观正义得以实现。刑事诉讼具有诸多原则,例如无罪推定、不被自证其罪、反对双重归罪等,但这些原则的落实需要处理好审检关系,如果审检不分、互相合作,那么这些原则将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实际意义。在刑事司法中最主要的三方主体为控辨审三方,但辨方在强大的国家机制面前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和偏向性,尤其在我国“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司法环境下,辩护作用微弱,程序正义难以得到保障。控审分离作为调整控审职能关系最为有效的原则,是诸多诉讼原则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控审分离不仅是刑诉法奠基性原则,也是司法改革的标尺。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诸如法官提前介入案件、指导公安办案等情形层出不穷,这些控审不分的司法乱象是对控审分离原则的违背。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控审机关长期相互配合的工作模式未曾发生过改变,这种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的工作模式与法治国家所倡导的人权理念相背离。为了提高司法公信力,控审机关需要转变以往重配合、轻制约的惯性思维,真正将控审分离原则落到实处。具体而言,需要在理念上理清审判与控诉的关系,检法机关彼此间要各司其职以形成权力制约,对违背控审分离的诉讼程序要加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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