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然以加工、组装的形式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与制造业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整体仍然呈现“大而不强”的阶段性特征,高档发动机、高端芯片等的核心技术自主掌握不足,26.6%左右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美日德等国家的一半,制造业附加值和经济效益亟待提升。2018年引起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兴事件”,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芯片研发制造仍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控制充分暴露于眼前,制造业大国是否存在长期从事低端生产引起了社会各个层面的议论。我国制造业是否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存在长期低效率状态以及如何突破低端锁定成为学者的研究重点。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被提到了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的同等位置,成为成渝后的新一极。基于此,本研究基于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产业效率理论对我国制造业产业低端锁定的判定展开研究。首先,在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低端锁定-低端锁定判定”为逻辑线,科学地界定制造业低端锁定的内涵,并结合路径依赖理论、创新理论、效率理论,提出产业低端锁定的判定逻辑。其次,构建低端锁定研判的静止水平低端和动态状态锁定的研判逻辑,通过对创新效率的测度进一步判定产业是否存在低端锁定。本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超效率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创新效率,并运用σ收敛分析、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低端锁定开展时空演化研究。本研究主要结论包括:根据三阶段制造业创新效率测算,2006-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创新效率持续低于0.6,并在中低效率区间浮动,因而制造业存在静止水平低端和动态状态锁定的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陷入了低端锁定陷阱。其次,根据空间演化分析,2006-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制造业存在持续的离散和差距扩大,2016-2018年基尼系数保持稳定水平,变异系数进一步扩大,区域离散程度进一步提升。依据标准差椭圆的绘制,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制造业创新效率的重心呈现东部（2006-2016）——西北（2016-2019）转移特征,分析主要原因是江西省2011年开始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显著提升,以及2016年创新效率的产出端高技术产业利润的持续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