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会计欺诈行为令人触目惊心，我国的会计造假也呈现出普遍化的趋势。这迫使反思如何改进会计制度并改进中国的经济监管，以期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以税收监管为典型来分析完善会计制度和改善经济监管的问题。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问题在会计、法律、财政、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中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一动向的起因，始于我国1992年的会计制度重大变革以及1994年的财税金融体制重大改革。会计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所遵循的不同路径，使得二者之间的差异逐步加大。纵观国内税务、会计和法律界的研究结论，可大体归纳为以下两点:（一）应当实行会计与税收的分离模式，以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二）借鉴国际会计准则、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大势所趋，但目前我国只能采用损益表债务法，应当限制采用应付税款法。这两点同时暗含了两个逻辑前提，其一是，国际会计准则优于我国现行的会计规则;其二是，国际会计协调的最终结果是采纳国际会计准则。这种观点在我国近千篇税务会计研究论文中是具有压倒性地位的主流观点，只有黄菊波和杨小舟(1996)、戴德明和周华(2002)等少数文献提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不同意见。　　本文试图纠正上述研究偏差，研究结论认为，以往税务会计的研究前提乃至其衍生观点不是完全恰当的;需要改变对于税务会计制度安排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需要反思中国会计改革的指导理念，适当调整我国会计法规的目标导向，纠正向国际会计准则看齐的倾向。　　会计制度与经济监管的协作问题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会计制度本身的性质，这是正确看待各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之间关系的基础。第二个方面是恰当地评价国际会计协调的趋势及其对于我国税务会计准则的可能意义，这关系到我国税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能否体现主权国家的自主性。第三个方面是会计准则究竟应当以什么为目标导向？这需要一个通盘考虑的会计制度与经济监管的协作问题的方案。　　本文提出的命题是:"中国的经济监管需要基于中国法律原则的财务会计准则提供支持，会计制度改革需要进行再定位"。全文分3个部分共9章来论证这一命题，具体篇章设计如下:　　第一篇旨在确定粗线条式地勾勒一个研究具体问题的理论平台。主要阐释会计制度的性质及其对于经济监管的价值。作者试图依据管理学的本意来整合经济学和法学的研究思路，首先借鉴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纬度，对会计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历史制度分析，然后以此为理论坐标来分解税务监管的现实问题。常常，人们容易误以为国外的会计制度是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因此沉醉于引进先进管理技术的幻想中以至于屡屡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迷失自我而不知所处。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这种直奔前沿的思维本身就是对会计的极大误解:如果离开了对国别历史、文化、社会的理解，就很难体察会计制度的思想精髓，而极易浮在表面上作简单的比较。包括第1章和第2章。　　第1章简要回顾了中国会计改革以及国际会计协调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基于国际会计视角论述了会计模式的差别、含义以及研究者提出的会计协调路径。　　第2章是对会计制度性质的历史制度分析，简要地分析了会计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个会计发展三因素理论。　　第二篇主要是在第一篇所提供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讨论会计制度改革的优化路经问题，作为理论应用，针对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解。包括第3至第7章。　　第3章讨论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建立关联的制度根源，以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深入分析了税收法规在会计制度的形成过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文章阐明，随着工商业资金来源的结构变迁，借贷资本的兴起直接催生了现代会计。在民族国家兴起和行会制度衰落的过程中，财税制度逐渐依赖会计制度实现了对工商业的统一管理，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正式联姻。　　第4章归纳了不同税务会计模式的发展轨迹及其主要特点。首先阐释两大会计模式下的发展轨迹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然后分析了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中税务会计规则的演变过程和核心理念。在归纳英美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架构中的主要税务会计政策时，作者注意分析了这种政策的根本目的，即为投资者（金融资本所有者）服务。美国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投资者利益导向并不是会计理论的基准，这种理论的非正统性也就意味着基于该理论的税务会计规则也不宜被视为必然科学的蓝本，中国的税务会计制度建设应当以中国的民商经济法律制度和财税管理制度所确定的企业利益分享机制为理论支撑。　　第5章着手分析税务会计制度差异的深层动因，辨识不同制度安排的关键分歧。作者分析了会计原则、税收原则、税法原则之间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尝试解读其中的内在矛盾，试图在原则的层面寻找制度协作的结合点。为什么在两大会计模式之间，对于税务会计制度的立场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将原因归结为税制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税收监管力量、税法与会计的原则差异等四个方面。本章就集中分析税制结构和税法原则的差异所导致的对税务会计制度的立场差异，这两个因素反映了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更为关键的分歧。　　第6章包含了一些创新观点。分析了主要代表性国家的会计制度的法律基础，首先论证了法律制度的对会计制度内容和结构的决定作用，然后提出了对国际会计协调趋势的初步判断，接着论证了国际协调的潜在危机，提出了适合中国现实的企业会计概念框架作为本文对会计改革再定位的基本观点，最后给出了实现会计制度发展转向的一揽子建议。创新观点包括但不限于:从根本上反对过渡关注国际协调;倡导按照会计制度、法律制度、财税制度的一体化路径实现会计改革的转向;会计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国际会计趋同的不可能性;国际会计准则的单一目标导向不值得引进或效仿;金融至上是一种谬误;FASB和I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不适合中国的法律、金融和财政环境。建议，中国的会计改革应当在保留国际协调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面向国内法律改革会计制度，实行由法律原则决定会计原则的体系结构，独立设计更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制度体系。　　第7章提出了一个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方案。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税务会计制度安排问题可迎刃而解。本文特别关注了财税制度的演进趋势及其对会计制度的协作要求，对会计与税收的关系进行了再定位。不同于以往的流行观点，本文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宜审慎评价国际会计准则而不宜强调趋同。提出，税务会计制度因当采取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同一化模式，资产/负债观不宜用于中国的税务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应当进一步融合而不是分离，应当按照利益均衡的目标导向设计税务会计制度。　　第三篇是对第二篇的支持和延伸。第8章是关于判别分析方法论的一般讨论，首先讨论了会计数据的性质和几种常见判别分析方法的适用性，然后分析了使用数理统计方法的常见谬误，选择了用于本篇目的的统计方法。会计数据分析不能够可靠地证明会计改革是否改进了会计制度的质量，判断会计改革是否成功的基准应当是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程度。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即使存在普遍性的会计造假，会计数据分析方法也的确有助于提高经济监管效率，尚不清楚其中的内在机理，故而实事求是地将此矛盾现象概括为会计数据的"整体偏移假说"，留待后续研究逐步积累研究发现。　　第9章集中讨论经济监管种可能用到的常用的数据分析技术，目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阐明数理统计技术的局限性，并且以此来说明统计分析不能够确证会计制度的质量。其寓意是，应当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进展为标准来加强会计制度建设。其二，阐明对于数理统计技术对经济监管的积极作用的基本态度。其寓意是，恰当使用能够帮助实现会计制度所意图实现的目标，此外，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判别分析，也有助于会计制度本身的完善。本章对具体的统计方法没有新贡献，仅仅是将众多相关的数理统计方法按照最易于应用的方式进行了重编和整理。在本章的贡献出上述两点以外，主要是对统计方法的评论，有助于端正自己对会计制度、会计数据的认识以及二者在经济监管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会计制度建设和经济监管方式都需要做适当的调整，从而在实质上起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稳定合理的企业收益分享制度的重要基础作用。　　为便与读者开展交流，兹将本文的部分创新理论呈报如下:　　会计制度的性质，是民商经济法律制度、财税制度与会计技术融合生成的量化实施细则，其功能是提供稳定合理的企业收益分享预期;　　国际会计趋同的不可能性，反对过度关注国际会计协调;　　会计改革应当谋求与民商经济法律制度和财税制度的同步优化;　　FASB和I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不适合中国的法律、金融和财政环境;　　我国需要以法律原则为基础独立设计更适用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制度体系;　　资产/负债观不适用于中国的法律、金融和财政环境;　　我国应当实行由法律原则决定会计原则的体系结构;　　应当按照综合平衡的目标导向定位我国的会计制度，按照利益均衡的目标导向设计税务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应当进一步融合而不是分离;　　应当以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程度为基准来评价会计制度的质量，创立中国独有的体系不会降低数据质量;　　计量分析不能肯定任何东西，只是用统计规律提供一种可能解释，因此数理统计不能确证会计制度改革的成效。　　会计数据的整体偏移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