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经济发展由过去单一的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其中,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来源和内生演化动力,是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现有全要素生产率则从资本、劳动力和中间产品等要素投入视角来测度,忽略了能源、环境和土地等要素的约束,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将能源、环境和土地等因素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中,更能体现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约束下绿色创新发展。同时,“走出去”战略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其中,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369.1亿美元,位列全球第2名,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流量达186.9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同比增长4.4%。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基于母国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探究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中的传导机制如何?这对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母国视角,围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研究框架,按照“文献梳理-现状分析-模型构建-实证分析-对策建议”的思路,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首先,本文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内外现状及相关文献,并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特征事实。一方面,基于投资规模、区位分布、行业类型和省份特征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另一方面,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则是集中在宏观省份、中观行业和微观企业三个层次,采用非径向非导向全局参比的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构建和测度,并初步建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图,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基于母国视角出发,从宏观和微观视角两个维度,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模型和中介机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传递机制,为后文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基于宏观视角,运用中国30省份2003-2017年数据,建立省级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异质性环境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在省级面板模型上,采用随机效应（RE）、固定效应（FE）、极大似然估计（MLE）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GLS）计量方法,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二,在分位数回归模型上,仅在75%的分位点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且分位数回归图形呈现尖峰后尾的特征;第三,在异质性环境规制门槛上,分别从行政命令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开展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行政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单一门槛,当超过门槛值之后,对外直接投资更能正向促进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企业要素维度实证检验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母国技术进步要素维度实现的。再次,基于空间视角出发,建立STIRPAT模型,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实证方法,构建空间自相关检验和莫兰指数计量检验,并建立共同边界、逆地理距离、经济地理嵌套和人力资本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运用时间、空间和时空交互权重矩阵,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基准回归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提升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下,还促进了不同空间权重下相邻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地区层面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促进了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抑制了中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三,中介机制检验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促进地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个中介机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基于微观视角出发,首次全面系统的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采用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专利、境外投资企业名录以及汤姆森全球并购合并数据,并将企业层面的工业用水和煤炭消费作为能源投入,而将污染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同时,选择将中国企业首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时间节点,包括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结果发现,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述检验结果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效应呈现递增趋势,并选择2004年商务部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目录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并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处理,通过提取关键鼓励不同产业企业的关键词,建立外生冲击,并重新进行内生性检验,实证发现内生性检验与基准结果一致;同时,机制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技术复杂度三个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上,一是,在东道国区位上,企业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向促进了母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无论东道国是否属于“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都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在国内区位分布上,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促进了中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三是,在行业要素维度上,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促进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复杂度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四是,在企业维度上,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都促进了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相对于资源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市场和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企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比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模式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结论,并提出相应地政策建议,一是要推动形成对外投资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地区的引导作用,稳步推进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示范效应,以及积极鼓励企业增强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绩效;二是,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协同绿色发展,在地区维度上,推进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调整不同环境规制促进母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高质量发展;在制造业维度上,着重加快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深度与价值链高度;在企业维度上,鼓励企业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投资,从而优化对外投资模式,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