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传统的政治统治与以儒家为主体的价值体系开始遭到怀疑,这种怀疑在五四时期达到高峰。在救世责任与怀疑一切的背景下,五四知识分子更为迫切地寻找新信仰。可以说,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更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在知识分子重建信仰的过程中,神圣性问题被一再的提出,并且出现信仰逐渐被宗教化的趋势；在信仰激励下,知识分子展现出浪漫而悲切的宗教心灵和积极“赴死”的烈士精神。这两个层面构成“宗教感”的内容,本文以此概念作为出发点来探讨近代中国信仰之路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及其内在逻辑；并通过知识分子的信仰实践来揭示,知识分子充满宗教感的献身精神乃构成中国现代革命的思想结构、精神动力与内在灵魂。五四知识分子的信仰,极其驳杂。笔者从思想史的脉络出发,选择宇宙、道德与历史三种路径来展现这一图景。朱谦之在其宗教心灵的催逼下,试图重建宇宙信仰。通过对传统宇宙论宗教性的再研究,朱发现信仰必须具有超越性的源头,才能打通“宇宙-人生-政治”的经脉。在其多变的宇宙论之下,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悲情,要破灭世界与宇宙的救世者；一个不断用自残方式来伤害自己的毁灭者。他希望扮演印度教湿婆神的角色,一边毁灭世界,一边再生世界。恽代英从道德严格主义出发,寻找信仰的契合点。他的困境在于发现没有“天理”的道德不能自足,他必须为道德找到更高的来源。在基督教的启发下,他以“良心”作为道德根基,继而转向“主义”。“主义”实践的一再失败,让他明白“主义”必须神圣化,才能产生道德力与行动力。在此过程中,恽代英以强力的禁欲主义将修身转变为一种献身式的革命道德。他的信仰之路生动地诠释了“道德必然导致宗教”这个命题。陈独秀以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开始其“终身的反对派”生涯。中国传统的“不朽论”与西方的进步史观的融合,使得个人之意义可以转化为历史的意义,为历史的进步贡献一切,构成自我奉献的起点与终点。其任侠的浪漫牺牲精神与基督教的殉道情怀相遇,转化为反抗传统与权威的政治行动主义。对历史的信仰与献身的意象促使陈渴望建立一个“新宗教”,唤起人们崇高而热忱的宗教情感,并将信仰转化为行动。在这三种信仰方案当中,宇宙信仰的建构以失败告终,而道德与历史最终与“主义”相结合。这似乎说明,古典的超越性信仰建构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寻找宗教感的对象,以弥补超越性的失落。这正是造成现代性不安的根源,也是整个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