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诗歌本质论的研究很多,但大都集中在这些概念本身的阐释上。本文将“诗言志”、“诗以达意”、“诗缘事”、“诗缘情”等观点放在其产生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通过历史考察,从文化传统、时代要求、士人心态等方面探讨它们产生的原因,试图揭示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本文共分三章进行论述。在文章的序论部分论述了三方面内容:首先对诗歌的本质论进行界定,认为诗歌的本质观点是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然后对诗歌本质的各种观点进行介绍;其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了简单回顾,对现当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再次对本文的思路和主要内容作了展望。第一章“诗言志”,主要论述诗言志产生后的意义变化。文章认为作为文本的诗歌产生之初就受到巫术、宗教及政治目的影响,而且诗歌产生之初,表达情感的方式更多是在乐而不在诗,当时的诗歌经过采集、整理,其中的情就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但“诗言志”的命题在西周末出现时,“志”已经包括情了。春秋时期,氏族统治体系和公社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瓦解,诗歌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荡然无存,受到良好教育的贵族们在对贵族生活方式的坚守中用赋诗、引诗来作为外交上传达意义的方式。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汉代人认识到诗歌是一种表达情感、追求美的文字,但是一方面受到诗歌长期作为政治工具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汉士人阶层试图通过神化儒家典籍来对权利集团进行规范,因此,最终通过《诗大序》的阐发在汉代确立了诗教说。第二章“诗以达意和诗缘事”,在对诗以达意和诗缘事两个命题的意义探寻和相互比较中揭示它们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为:司马迁受到汉代诗教说的影响,主张《诗》的美刺讽谏,但是他不满汉儒将“诗言志”之“志”游离于人的性情之外成为孤立的理念的做法,用“意”将诗歌除了表达志向还表达情感的功用包含在里面了。同时司马迁的“意”还将《诗》作为史料,强调其对话语意义的传达。班固在汉代诗教说的氛围下和汉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中,对乐府诗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提出“诗缘事”说。汉代统治者立乐府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追求享乐,但是却宣传为政教作用。班固要确立乐府诗的宗旨,既不能偏离诗教说的时代思潮和统治者的宣传,又不能不顾乐府诗反映现实的实际情况,于是在“讽谏”说的基础上提出“缘事”说,将新的乐府精神与传统的风雅精神接轨。“缘事”说在与讽谕之义一致的表面下隐藏着东汉时士人潜在的对政治参与的需求,这一点从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也可以得到证明。司马迁和班固都受到汉代确立的诗教观的影响,也都认识到诗歌中的情感因素,但是它们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司马迁积极探索,把诗歌的感发等因素应用到创作中;班固则回避情感因素。原因在于二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士人们精神上的空间在不断缩小。第三章“诗缘情”,通过对魏晋以前诗歌情感本质论的梳理寻求诗缘情命题产生的原因,并对其意义进行探讨。主要观点为:从《诗经》开始,就已经认识到诗歌的情感本质了,此后《左传》、《孔子诗论》、汉代《诗大序》以及郑玄《诗笺》对诗歌情感本质都有论述,建安时期对诗歌的“情”越来越重视。诗言志和诗缘情都包括情和志,但前者中志占主要地位,情只是补充,后者则是情占主导地位,志的理性内容被淡化和削弱。从情的内涵来说,最早在诗歌中表达的是宗教情感,汉代强调的是群体之情,“诗缘情”的情则主要是物感之情,带有个人性质。中国古代和情相对应的范畴是性,这使情的抒发长期受到人性论的束缚,陆机“诗缘情”的理论也正是突破汉代人性的束缚,对从屈原到魏晋重情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表现在四个方面:文学缘情而生;艺术创造是主体对客体进行选择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物我缘情而合的过程;缘情说的提出,大大拓展了艺术境界;语言缘情而美,抒情语言也需要精心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