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和康有为是日中两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分别对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对两者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导致日中两国近代化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本文即围绕两者的名著《劝学篇》与《大同书》对启蒙时期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民权思想进行了对比考察。本文第2章首先对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自由平等思想进行了论述。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福泽与康均受到西方近代自然法、启蒙思想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在“自由”、“平等”等观念上存在诸多共通点。其次,第3章围绕福泽谕吉与康有为各自理想的政府——人民关系模式展开了考察,得出两者虽然同受西方近代各种国家学说的影响、但在国家国民思想的认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的结论。第4章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两者民权思想产生差异的原因。本文的最后部分则探讨了两者民权思想分别对日中两国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结论如下:一、由于福泽谕吉与康有为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日中两国文化接受外来因素的差异性以及两国当时不同的现实历史环境等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福泽的西洋认识比康更加深刻,他在《劝学篇》中对封建儒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此相对,康有为的民权思想中仍然保留了不少封建残余,他提出了将西洋文明导入传统儒学以此来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构想。简而言之,两者的民权思想表现出了儒学批判与儒学改造的差异。二、受“时代的年轻人”这一日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影响,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变通性”。与此相对,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作为其主要理论依据的康有为的《大同书》所具有的空想性质也表露无遗。三、笔者认为,福泽谕吉在创作《劝学篇》时,既非丸山真男所认为的“民权论者”也非安川寿之辅所认为的“国权论者”,而是在《劝学篇》一书长达五年的写作过程中,表现出了从民权论者向国权论者转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