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飞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这一多维概念取代单一维度的“经济增长”,成为重要政策目标。人民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提高人民幸福感成为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国民收入的飞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的收入乃至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健康等其他维度的不平等。我国已在脱贫事业上取得巨大进步,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收入不平等问题得到一定改善。《健康中国2030》国家战略和全民健身计划的提出,表明了国家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抑制健康不平等的决心。体育锻炼是居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体育锻炼作为一种重要的健康行为,还可能具有抑制健康不平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体育锻炼在提高主观幸福感、抑制健康不平等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为近年来成为政策热点的全民健身计划和体育消费政策提供参考。事实上,已有颇多研究证实了体育锻炼提高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也有部分学者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但由于研究数据和方法的限制,相关文献仍然存在不足和改进的空间。我们仍然需要更加深入地剖析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便了解体育锻炼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机制路径,思考如何放大体育锻炼增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让全民健身计划成为“为人民谋幸福”伟大目标的重要推动力和实现手段。体育锻炼抑制健康不平等的作用得到的关注较少,但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体育锻炼可以促进健康公平,弱势群体从体育锻炼中健康获益更多。本研究希望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延伸,不仅检验体育锻炼抑制健康不平等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体育锻炼是否具有促进健康资本以外指标（如主观幸福感）收敛的作用,这将对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体育消费政策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规律性体育锻炼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实证策略采用了分析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标准框架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占比为44.8%,中介效应中健康资本占比为30.8%,社会资本为10.3%,心理资本为14.1%。样本中,低收入人群的健康资本和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女性心理资本相对较低,但异质性分析表明体育锻炼对不同收入人群、男女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可以促进不同收入人群健康资本和主观幸福感的收敛,促进男女性群体心理资本的收敛。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改善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具有促进“共同幸福”的重要意义。应引导体育产业的生产者开发更加科学有效的产品,包括智能穿戴设备等实物产品和健身课程等服务型产品,切实通过体育锻炼提高参与者的健康资本;引导运动爱好者成立运动社团,发挥体育锻炼的社交属性,提高参与者的社会资本;发挥竞技体育的精神感染力,鼓励青少年尤其是女生至少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在学校和民间积极组织各类业余体育比赛,促进参与者积累心理资本;体育政策的制定者应重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公平性和普适性,有意识地向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倾斜体育资源,促进这类人群实现在健康和幸福上的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