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促进了制药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但也带来了因专利垄断造成的药价高昂、供需失衡等问题。药品专利权人利益和公共健康利益之间的冲突越发尖锐。如何处理好药品专利和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法律制度设计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经过多年的利益博弈,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成为防止权利滥用、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手段。这既源于现实中世界各国缓解公共健康危机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专利制度价值理念的内在逻辑使然。尤其是面对周期性爆发的传染病疫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被赋予了更高的期许。截至目前,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颁发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有效应对疾病治疗、疫情蔓延的社会问题,改善了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专利封锁的局面。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TRIPS的体系下经历了重大变化,在我国也通过法律法规的多次调整构建起基本的制度框架。面对严峻的公共健康形势,我国适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既有法律基础,又有现实需求。通过对域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践经验的分析,我国至今没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先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内法律规定和体系设计尚待完善,二是颁发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首先,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下,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拥有大量高价值医药专利的发达国家来说,专利保护对其维持科技和经济的优势地位极为重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不符合跨国制药企业及其所属国的利益,实施国极有可能遭到贸易制裁。其次,药品专利保护在国际上呈现日渐严苛的趋势。发达国家凭借双边和区域经济协定,推动药品专利的强保护发展,压缩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包含强制许可在内的TRIPS弹性条款的空间。此外,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转型时期,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都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存在着保障药品供给、维护公共健康和依靠专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双重需求,既要降低专利药品的高昂价格以实现药品费用可负担、医疗需求有保障,又要为药品研发打造安全稳定的法治环境以吸引国内外投资、推进产业创新。对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我国应当秉持慎用且善用的态度。为了公共利益,在我国遭遇公共健康危机或者处于紧急状态等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有现实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在解决药品问题时,政府需要平衡多项政策目标,考虑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否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和整体利益。因此,一方面,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完善法律制度和配套机制,提高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施的可操作性,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另一方面,要意识到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并非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唯一方式,要通过探索多渠道的药品问题解决路径,妥善处理药品专利和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