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后至清政府覆亡,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威胁等各种手段攫取了我国的江海航行权,垄断我国的内河航运业。文章主要从三个部分来论述：文章第一部分简要叙述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内河帆船航运的发展状况,阐释内河航行权丧失的缘由。第二部分阐释列强对我国长江内河航行权的攫取。当晚清政府还停滞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门槛时,西方许多国家已经进入以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地大物博却又蒙昧落后的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相侵略和掠夺的对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洞开,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诸如《天津条约》、《瑷珲条约》、《烟台条约》、《马关条约》等及一系列《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攫取了我国沿海、沿江、内河的航行主权。特别是长江内河航行权的丧失,我国长江航运业在列强铁骑蹂躏下几乎被掠夺殆尽。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列强在华的近代航运业的发展。航行权的攫取旨在掠夺中国的航运业,列强夺取我国长江的航行权,自然以强大的船坚利炮为后盾,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官绅与买办的配合与帮助,更加有助于对我国国内资源的掠夺。为了进一步有效的控制我国国内市场,列强相继在我国设立内河轮船公司,开设定期航线。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轮船旗号遍布长江各处,还利用其善于经营笼络华商的手段,一度垄断我国长江航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商旗昌轮船公司首先在长江设立,先后垄断长江航运近十年；接着是英商怡和、太古两个轮船公司的航运势力占绝对优势。它们不仅控制我国沿海航线,在长江干线上的航运货运量也占一半以上。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华航运势力急骤扩充,先后成立了日邮、大阪、湖南、大东等轮船航运公司,势力遍及长江干支流。为了进一步增强其航运势力,并与其他列强争夺在华航运权益,四家航运公司又合并成立规模较大的日清轮船公司,与长江航线上独霸的英商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到一战爆发前,长江航线上已经出现了英日共霸的局面。而在列强入侵下的近代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发展却步履维艰。从鸦片战争之后到清政府覆亡,帝国主义一直垄断着我国内河航运业,原有的旧式帆船航运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为了不“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为洋人占尽”,“挽回部分利权”,我国新式轮船航运业的代表——轮船招商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诞生。由于利害矛盾,外国航运势力联合排挤和压制我国新式航运业。轮船招商局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与列强达成了既妥协又竞争的“齐价合同”。齐价合同为在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航运业中诞生的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轮船招商局在列强争霸的夹缝中艰难成长。总之,我国长江内河航行权的丧失与晚清政府密切相关。外国航运势力纵横长江内河,打破了长江航运传统的运输格局,对沿岸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