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股利政策历来都是企业财务领域的重要内容,而内部现金流量作为连接二者关系的中间因素,其流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非完美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进而引起投资不足;而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又引发了管理者与股东间的代理冲突,因而在自由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管理者可能因私利出现过度投资的行为。但不论是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还是代理冲突引起的过度投资,都会使企业投资支出受到内部现金流的制约,进而产生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目前,对于存在性这一点,国内外学者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但对于其存在的成因,仍存在一定的争议。股利政策作为企业最优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恰当的现金股利政策将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也因此形成了两种重要的理论,即股利代理成本理论与股利信号理论。在这两种理论下,发放现金股利不仅可以减少管理者持有的现金流,抑制代理冲突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可以通过股利的信号传递作用,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虽然理论上,这两种理论均能有效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发挥治理作用,但在我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下,其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能否发挥预期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选用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通过筛选剔除了派现异常以及非派现企业,最终得到7172个观测值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投资与内部现金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我国A股上市公司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引入了每股现金股利及其交叉项,进一步检验现金股利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即发放现金股利能够弱化投资与内部现金流之间的关系,降低敏感性。上述研究只是从是否发放现金股利的角度来研究股利的治理作用,并没有考虑到现金股利稳定性的影响,因此,下文我们将重点研究现金股利稳定性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对样本进行重新筛选,剔除了不稳定派现的样本,结果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现金股利稳定性会增加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这说明,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股利信号作用并没有发挥作用,大量稳定派现反而会造成内部现金流的短缺,进而加剧融资约束引起的投资不足。因此,我们又试图将样本以正负自由现金流为标准进行细分,以检验不同现金流下,现金股利稳定性对企业内部现金流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论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为正还是负,现金股利稳定性均会增加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虽然现金股利的信号作用失效,但通过交互项系数的对比,我们发现,自由现金流是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重要原因,企业内部现金流越少,稳定派现越会加剧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鉴于以上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丰富和发展了股利治理作用的研究成果,对以后研究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