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三期叠加”时期,经济社会已经开始步入新常态。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利用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促进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从而实现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十三五”和中共十九大报告同样也表明了我国将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发展方向,从而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因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需求日渐增加。另外,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的增加。FDI的流入不仅为我国提供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还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人才溢出效应等,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如何合理引导并利用外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战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FDI流入规模在不断增加,如何充分地利用FDI溢出效应也是我国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的资源越充足,其越能促进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近年来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提高。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助于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还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并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吸收FDI的溢出效应并使其更好地利用外资,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一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该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创新点与不足、并对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该部分阐述了本文相关的理论基础,梳理了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在金融发展视角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为本文之后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该部分首先分析了 FDI的总体规模、产业分布以及流入的区域分布的现状,其次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三次产业的就业情况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最后对我国的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析。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地区）的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旨在厘清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以及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强化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对实证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在前文的理论基础、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得出了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的影响,金融发展可以加强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并且在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发展效率三方面均有强化的作用。其次,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大部分研究仅考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单独作用,而本文在研究时还引入了金融发展这一调节变量。此外,虽有少部分学者从金融市场的视角分析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大多文献将FDI与OFDI结合,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未详细地梳理金融发展视角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视角,为加强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第二,已有文献在研究金融发展对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时,仅仅从银行信贷的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水平,选择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进行粗略的衡量。而金融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其反映的是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效率在一个连续时期内动态的变化,因此仅从银行信贷规模的角度考察金融发展水平不够完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以及结构三个方面衡量并测度金融发展水平,并分别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使结果相对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