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40多年内一直保持着一个长期高速发展的状态。但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不良现象也慢慢出现在大众视线:收入贫富差距依旧很大。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超过了 0.46,国际惯例上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4-0.5时,就表示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了。然而在收入不平等的基础上,社会大众更不能接受的是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也就是由财富的积累性带来的起点的机会不公平性。财富具有积累传递性,若贫困也具有传递性,那么贫困家庭的子女很大概率会继续延续贫困,显然,这种情况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也不利于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与此同时,“拼爹”、“富二代”、“读书无用论”等热门词汇的不断出现,使得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起中国代际收入传承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是多少?本文以2013-2018年大连市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以测算大连市住户代际收入弹性来反映大连市代际收入流动性。在测算代际收入流动性时,将样本按照子辈的地区、职业和学历进行分组,分别测度各样本的代际流动性大小,并作出对比分析。在探索影响国内代际收入传递的具体因果机制时,依旧按照调查年份、子辈学历、职业和收入水平对样本分组。首先借助基于永久性收入预测模型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分解模型,得到了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作用机制是父辈的人力资本,接着借助blanden中间变量模型来验证该结果,而blanden分解结果与基于永久性收入预测模型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分解相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2013年父辈对子辈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389;2014年父辈对子辈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368;2015年父辈对子辈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59;2016年父辈对子辈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178;2017年父辈对子辈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224;2018年父辈对子辈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124。第二,分组样本中,首先,分地区样本组内,市区的代际收入弹性要高于县级市和县的,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少,很多代际收入弹性回归系数不显著。其次,分职业样本组内,在2017年、2018年二类职业子辈的代际收入弹性相较于前几年大幅下降,小于三类职业子辈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最后,分学历样本组内,高学历子辈和低学历子辈的代际收入流动系数整体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整体来说,高学历子辈的代际收入流动系数高于低学历子辈的代际收入流动系数。第三,大连市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主要作用因素是人力资本,相比于父辈的社会资本,它对子代收入的作用更明显。另外,就子辈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说,父辈的人力资本对它们的作用效果大小也不一样。父辈的人力资本对前者的的影响效果更大,子辈的社会资本虽然被作用的程度较低,但是该作用也显著。综上所述,以下是文本提炼出的三条建议。第一,关于公共教育的供给与政策制度的完善,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干预有关高昂“择校费”与“学区房”的现状,控制教育向资本化发展。另外,完善贫困家庭子女的助学贷款和奖助学金的申请发放机制也能够有效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增加受教育年限。对于实在无法继续学业的寒门学子,大力发展职业培训学校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仍待完善,具体措施有提高市场上信息的透明性与流通性,加强市场监督控制管理措施的实施等。第三,高收入行业间的“关系”壁垒有待打破,求职者被差异对待的现象屡见不鲜,提高行业间劳动力的流动性不容忽视。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研究数据上说,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具有稀缺性,绝大多数研究都将分析建立在全国居民的层面上,鲜有文献单独探索某一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和代际收入传递机制,针对大连市的分析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可补充相关研究内容,所得结论亦可为大连市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从而促进大连市更好更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