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超级平台崛起,大数据、算法技术飞速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平台以技术、资金优势,收集、处理大规模信息,从而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再反哺技术优化,循环往复,不断累积自身优势,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平台垄断、算法价格歧视、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等不良后果。算法价格歧视区别于传统价格歧视,对它的规制应当重点关注算法技术黑箱性和复杂性带来的影响。算法运行大体可以分为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结果运用三大阶段,针对每一阶段各自存在不同问题的情况,需要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工具进行规制;算法运行中涉及到算法质料生产者、算法设计者和算法使用者三大主体,由于各主体的诉求不同,为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需要明确算法使用的透明原则、自律原则和共赢原则。目前,我国在立法上已经形成了串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等多部法律协同规制的治理路径,形式上从数据监管、算法监管、价格监管三个层面实现了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覆盖,但其中亦有规制空白地带和规制乏力之处。一是算法监管措施不足,仅见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零星两条规定;二是关于事后救济的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致使规制效果不佳。因此,首先应当建立健全算法监管体系,提高算法透明性和推进行业自律,确保算法具有可靠性,提升社会对算法、算法使用者的信任;其次是积极细化现有规定,畅通司法救济途径,对于算法价格歧视举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的问题,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加以改进;最后,可以从加大平台反垄断力度、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加以辅助,提高规制算法价格歧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