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的存在,对司法审判而言无疑是颇为讽刺的一面,在古代亦不例外。通读《折狱龟鉴》所载案例及其后按语,我们可以在不同朝代刑狱案中找到涉冤案例。为了全面认识书中涉冤类案件成因,同时也为了避免歧义,笔者首先对涉冤案例作内涵界定。所谓冤案,即是从正义的角度来看无辜者在诉讼活动中遭受不当待遇的案件,如此界定可以在契合全书释冤思想的情境下,更加全面的总结古代冤案发生的原因。由此,本文从书中筛选出所有涉冤案例,既涵盖少许具有现代意义的冤狱平反案例,还包含了大量民众受冤、司法官释放蒙冤的案例,并按诉讼过程进行了归类:依次为“诬告陷害型冤案”“侦查取证不当型冤案”、“肆意逮捕型冤案”、“事实不清疑罪从有型冤案”以及“罪刑不当型冤案”。其次主体部分依照古代案件受理、侦查、取证和审理程序对具体冤狱案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分阶段细致的论证分析。各部分内容分述为:主体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冤案在告发、受理阶段的成因。在主观原因上表现为官民百姓之间因挟私泄忿而诬告陷害。由于鼓励告劾等法令的存在,朝廷官员之间、民众之间以及官民之间诬告陷害之事频发,诬告之风在古代得以盛行,导致众多无辜之人含冤受罪。在客观原因上表现为古代司法权力中呈现出的异常样态。如宋代地方政治中非常突出的“吏强官弱”现象,极大造成了基层司法权力的旁落,进而导致在案件的告发、受理环节,就存在非常严重的“胥吏腐败”问题,冤案也就随之产生了。主体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冤案在侦查逮捕羁押阶段的成因。在主观原因上突出表现为:司法官员个人在侦查取证过程中随意武断、因求赏逃责而滥捕无辜。在客观原因上主要表现为:司法官员基于刑讯的合法性外衣而滥用刑讯手段进行取供;案件淹禁不决,当事人遭受长久羁押而不得明白;古代刑侦技术除水平不高外,亦存在固有缺陷。主体第三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冤案审理事实认定阶段的成因。在主观原因上主要包括司法官员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五个方面:一是司法官个人性情偏激,主观臆断进行有罪推定;二是司法官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制造假案;三是司法官迫于上级压力,草率结案来止讼;四是司法官苦于追捕之困,失职逃责以脱罪;五是司法官只凭赃证,不察情理而失实。在客观原因上表现:一方面为司法实践中奉行客观归罪,简单以犯罪结果来定罪;另一方面古代司法行政合一、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司法实践中往往因为司法官权力过大、监督不足而生冤滥。主体第四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冤案审理法律适用阶段的成因。在主观原因上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即司法官愚昧无知,歪曲律文,理解不当;其二则是司法官固步自封,拘守律文,不通情理,司法实践中许多“罪刑不当冤案”均是司法官员对法律把握不准所致。而在客观原因上一方面归结为罪刑擅断的司法原则: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违法判决常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受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所限,如“灾民”因天灾被迫行偷盗之事以求生存,虽合情但不合法,基本人权难以保障。最后余论部分借鉴《折狱龟鉴》以司法官严明、矜谨精神作为结尾的方式将释冤主旨升华,提出冤案成因的当代反思与历史借鉴:一方面,成因不除,冤案就会继续存在。当前如何有效地防范和避免冤假错案,我们有必要从中国古代审判经验和司法智慧中寻找破解之法;另一方面,制度完善与理念支撑不可偏废,当今司法官员要常怀“严明与矜谨”之心,以“谨持法理,体察人情”、“哀矜勿喜”、谨慎诚恳的态度来办案,走出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防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