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全面梳理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变化过程；运用比较分析法,以苏东剧变的教训为参照,揭示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表现、特征、本质及其危害,说明加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大意义及其路径选择。全文共分六章,约22万字。　　 第一章考察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演变历史。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演变沿着两条迥然不同的路径展开。一条路径是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为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明显的偏见、误解误读以至于故意歪曲。尽管他们针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方式试图表证西方政治制度的永恒性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可超越性,但是大都经历了一个由语言辱骂、武力干涉、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等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手段,转变到以遏制与接触相结合、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文化交流和大众传媒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过程。另一条路径出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其代表人物如伯恩斯坦、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等。具体而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笼拉开了社会主义政党内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帷幕,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大大加强了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如果说赫鲁晓夫以否定斯大林开始,打开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这个魔鬼,那么戈尔巴乔夫则用这个魔鬼彻底摧毁了苏联。　　 第二章主要以贝尔、福山和桑巴特等人为重点,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点评。贝尔认为二战后西方知识界对政治问题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过时,意识形态激发人们宗教般热情的作用失效了,西方民主国家已经接受了福利国家、多元政治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福山宣告自由民主已经战胜了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李普塞特与桑巴特的观点大同小异,他把社会主义失败于美国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美国社会主义者未能维持一个强有力的、经久不衰的社会主义政党:种族、语言和宗教造成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异质性或多样性,未能创建一个与主流工会结成联盟的独立的工党；美国两党制的运作模式使第三党难成气候,未能控制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或在其中发挥真正的影响。　　 第三章考察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主要标志有三个:(1)1955年9月12-17日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米兰大会”,第一次集中反映了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相关争论,这场争论的主流观点看起来是对教条主义、狂热主义和意识形态僵化的批评,实质则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终结。(2)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是社会民主党从工人阶级党变为全民党的一次全面彻底的理论宣言。(3)苏共20大非斯大林化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埋下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泛滥的种子。第二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标志有二个:(1)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化揭开了重提斯大林问题的帷幕。斯大林被不断妖魔化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否定列宁、否定苏联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2)西方国家充分认识到了新闻传媒的巨大作用,通过新闻传媒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加紧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丧失。　　 第四章分析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产生的原因。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和流变,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结果。具体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所蕴涵的不同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是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僵化和偏差所导致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又从主观上助长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以至于酿成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反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超越传统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性,呼唤新型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要求使得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具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诉求。　　 第五章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影响我国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全球化时代,影响我国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时代背景转变之际,往往是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高涨和泛滥之时,同时又必然蕴涵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机遇。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既不要在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面前丧失原则而自交城池,无所作为而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又不要思想僵化而教条式的死守马克思主义,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拒斥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无视时代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新问题,痛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好时机。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应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挑战。　　 第六章分析了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路径选择。时代主题的转变日益凸现出我党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弊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党以思维方式的转变为突破口,意识形态领域经历了从过去一味强调刚性到崇尚刚柔相济、从强调绝对对立到追求兼容并包的历史变革过程。党和政府致力于塑造改革开放、求真务实、韬光养晦、爱好和平、合作共赢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较好地实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有机统一,不仅避免了激进改革所引起的剧烈社会动荡,而且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借鉴意义。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底线意识和创新意识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上坚持经济绩效与法理绩效的辩证统一,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论文的创新之处:1、论文第一次界定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概念。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一种针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性,通过反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旨在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念,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忽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阶级性,必然放弃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地位；忽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文化性和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引领人类文化前进方向、凝聚党心民心的动力和可能。2、论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全面梳理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变化过程,第一次提出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两次高潮的外在表现和主要特征。3、论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以苏东剧变的教训为参照,揭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表现、本质及其危害,凸现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规律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