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的中央决策体制,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但具体的从军事角度来论述决策机构的相关研究比较有限,本文将在唐前期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内,详细论述这一时期的中央层级的军事决策机构以及以兵部为核心的军事管理机构。本文希望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对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管理体制进行研究,前文共分为五部分。文章首先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梳理在这一问题上及与其相关的问题上前人都做了哪些有益探索,得出了哪些结论,哪些是我们今天仍可以学习借鉴的,哪些地方仍有不足之处或暂未涉及,这些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框补,只有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既不会做重复劳动,旧瓶装新酒,老调重弹,也不会离题万里,本末倒置。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体制的发展演变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这一时期从李唐建国到武则天时期,三省制正常运作,军国大事均由御前会议、政事堂会议决策施行,所以这一时期内,军事的决策与管理可分为战时与非战时分开论述,战时由政事堂宰相班子决策商量,并将处理意见交皇帝审批,通过之后,下发六部执行。所以可以说战时政事堂会议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皇帝则是无可争议的最高总司令,而在非战时的和平时期,不存在直接的军事指挥问题,这是需要讨论的是军事管理问题,即偌大的军事机器,有哪些机构管理,又如何运作,一般来说,和平时期的军队的训练与戍守由各级将领按其职责各自管理,包括练兵、移镇、军需运输,都各自有他们的相关负责机构。正常情况下是各安其职,按部就班,其他部门一般不会无端干涉其运行。但特殊的情况下仍要源源不断地送到最高行政中枢——政事堂会议,宰相们在充分掌握各地军队情况的状态下,依律发布命令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是最高决策机构对军队这一国家机器最重要组成部分做到绝对掌控的使然,另外相关的兵部、户部在和平时期承担的一般性工作则远较决策部门繁杂——他们要维持军队的正常运转,这是我们研究中必须注意到的。早在武则天时期,宰相裴炎就将政事堂自门下省迁往中书省,并由中书令执政事笔,从而初步完成了最高权力重心的转移。及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时任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则在事实上将此前运行近百年的群相制度改为首相制,中书令事实上获得了一人之下的绝对权力。这对行政效率的提高无疑是有力的,却也是对之前宰相集体领导的反动。这样的决策环节就由原来群策群力的“五花判事”变为“六押”,最高决策与管理部门改为中书门下,从此,至少在名义上,中书门下一直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中央军事行政系统。本章通多对唐前、中、后期的一些经典战例进行个案剖析,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因为单纯的制度运作模式让我们在观察这一问题时始终有雾里看花之感,需要辅之以个案的研究,试图弄清它们的战争经过尤其是这其中最高决策层的决策流程。唐代的中央军事决策与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除了中央皇帝、宰相会议商讨,还有严密的监察系统,包括谏官系统和御史台系统。当他们认为决议有问题时,会向皇帝提出异议甚至谏诤,中央对地方的巡查则有观察使、巡院之设。一套强大的军事监察系统的设立,确保将军事决策的失误降到最低。唐代中央军事管理机制是本文研究的另一重点。在唐前期,兵部无疑也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凡军师戍卒之籍,山川要害之图,厩牧甲仗之数,悉以咨之”举凡军事将领的选授,军队的名籍军事作战资料和后勤供应等诸方面都是兵部的分内之事,另一方面,唐前期兵部尚书一般由宰相担任,所以在“最高军事会议”上,他们都是要参与决策规划的,本章就是要重点讨论兵部的决策与管理职能,此外还有九卿系统中与军事管理相关者,加以考察。像唐前期的大行台,关中十二军等,这些机构存在的时间都相对较短,没能像政事堂、中书门下、兵部、枢密院那样转化成制度性的正式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在一定的特殊时期内发挥了各自不同的职能,至少是那一时期内的军事决策部门之一。第四章战例分析,研究中央军事决策机构的运作,当然少不了具体的战例例证,本章从唐前期诸多战役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几场战役,试着加以初步分析,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获得比较直观的感受。第五章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管理机构对唐代社会造成的影响。主要就是对本朝的影响,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管理机构对本朝战争的爆发、胜负带来了哪些影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孰轻孰重,其原因又何在,是政令贯彻不力还是决策本身的失误,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与这只职能部门的关系,是机构或者说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偶然因素。具体问题上则可从对军队、国防、社会不同方面加以论述。对通篇论文各章进行总结概括,提炼自已的观点,作出较为清晰的描述,使读者有比较清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