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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基于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数据,分析我国孕期妇女身体活动水平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为促进孕期身体活动的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数据来自中国孕产妇队列研究·协和（Chinese Pregnant Women Cohort Study,CPWCS）项目,以全国15个地区的24家医院/妇幼保健院为研究现场,通过基线问卷搜集孕妇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妊娠情况、怀孕前是否吸烟等信息,以及在孕早、中、晚期随访调查孕妇的吸烟、被动吸烟、饮酒、抑郁症状和孕期睡眠质量等因素。利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短卷对各孕期身体活动水平进行评估。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和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GLMM）分析孕期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孕早、中、晚期分别纳入了 7235名、4742名和3721名孕妇,其中三个孕期信息完整的孕妇有3579名。结果显示,从孕早期到孕晚期,低水平身体活动的孕妇比例逐渐降低,由60.80%下降至40.04%;中水平身体活动比例由25.31%上升至42.52%,高水平身体活动由13.89%上升至17.44%。各个孕期数据分析显示:在孕早期,有孕前吸烟习惯（OR=0.701,95%CI:0.510～0.963,P=0.028）、孕早期有抑郁症状（OR=0.880,95%CI:0.784～0.988,P=0.031）的孕妇更可能表现为低水平身体活动,而配偶在业（OR=1.217,95%CI:1.012～1.465,P=0.037）的孕妇更可能是中-高水平身体活动。在孕中期,农业户口（OR=0.858,95%CI:0.751～0.98,P=0.024）、曾经分娩过（OR=0.812,95%CI:0.699～0.943,P=0.006）、孕中期吸烟（OR=0.636,95%CI:0.416～0.973,P=0.037）以及抑郁（OR=0.836,95%CI:0.723～0.967,P=0.016）的孕妇更可能表现为低水平身体活动。此外,与配偶受教育程度相比为初中及以下的孕妇相比,配偶受教育程度为高中（OR=0.731,95%CI:0.589～0.908,P=0.005）、大专/本科（OR=0.781,95%CI:0.622～0.982,P=0.034）、硕士及以上（OR=0.682,95%CI:0.483～0.964,P=0.030）的孕妇也更可能表现为低水平身体活动。孕晚期数据显示,有抑郁症状（OR=0.830,95%CI:0.705～0.975,P=0.025）以及有睡眠障碍（OR=0.850,95%CI:0.738～0.980,P=0.025）的孕妇发生低水平身体活动的风险更高。在控制孕妇的基本信息后,分别分析前期生活方式对未来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孕早期的生活方式对孕晚期身体活动水平无关,但是孕早期睡眠障碍导致孕中期身体活动水平偏低（OR=0.878,95%CI:0.778～0.992,P=0.036）,孕中期被动吸烟与孕晚期身体活动水平升高有关（OR=1.150,95%CI:1.002～1.320,P=0.047）,孕中期有抑郁症状的孕妇的孕晚期身体活动水平更低（OR=0.684,95%CI:0.577～0.812,P<0.001）。整体孕期数据分析显示,孕妇在孕中期（β=0.711,P<0.001）和孕晚期（β=0.868,P<0.001）比在孕早期更容易表现为中-高水平身体活动。经产妇（β=-0.106,P=0.033）、怀孕前吸烟（β=-0.275,P=0.020）、怀孕期间饮酒（β=-0.221,P=0.024）、怀孕期间有抑郁症状（β=-0.160,P<0.001）的孕妇更可能表现为低水平身体活动。研究结论我国孕期妇女的身体活动水平普遍较低,各孕期均有超过40%的孕妇都处于低水平身体活动。对经产妇、孕前和孕期有吸烟习惯、孕期饮酒、孕期有抑郁症状和睡眠障碍的孕妇,应当加强关于孕期进行适当身体活动的宣传教育,以保证孕期健康,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