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遵循了“失衡——危机——反思——变革”的公式。自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经济危机就伴随着它,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以来,较大的经济危机就有14次①。一般性资本主义危机具有以下特征：生产过剩,周期性,资本的投机方向具有从实业和实物到资本和金融产品转变的特征。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肇始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呈现出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的特征,主要变现为金融—经济危机：危机发生在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全球化的新进程阶段；突破了传统的生产过剩形式,是虚拟经济新产品——金融及其衍生品的过剩,主要在金融领域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波及到实体经济,成为金融—经济危机。此次危机是美国长期以来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表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处于失衡状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将其概括为：市场作用和国家干预的失衡,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②的失衡,人与自然的失衡和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失衡。第一、从市场作用与国家干预的失衡来看,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度增长和政府干预主义的衰落,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缺位方面,美联储和证券监督委员会等政府机构没有能切实承担起对金融市场投机的监管责任；政府对金融—经济危机的无效救助方面,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将大量的公共资金用在了救援应该承担责任的“大而不倒”的银行、投资公司身上。第二、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失衡来看,是个人主义在现实社会的极度增长和集体主义的没落,这主要变现在：个人主义对道德领域的侵蚀方面,相对于“财政赤字”,“道德赤字”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从普通职员到金融高管再到政府监管者,都没能守得住道德防线,从而放任了危机的发生；个人对集体归属感和人际信任感的侵蚀方面,共同体的弱化和信任的缺失说明了人际信任和集体归属感的缺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次贷”危机也是一种信任危机。第三、从人与自然的失衡来看,主要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及高消费模式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美国长时期以来一直是全球消费的最主要国家,主要表现在：美国消费习惯与消费模式耗费了大量物质资源,恶化了全球环境。第四、从手段与目的的失衡来看,主要表现为现代金融异化,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部门逐渐弱化了“服务”职能,成为了资本获利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是美国社会失衡的根源,它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最大的失衡。虽然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在形式上与传统资本主义有所改变,但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本性并没有改变。凭借眼花缭乱的金融资本运作及种类丰富的所谓金融创新产品,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资产被移交到了华尔街,并通过华尔街转移到了少数人手里。而正是这些人来垄断市场,维持资本的统治地位。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保守派推动的“回归市场”和“放松规制”的改革推动了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和金融泡沫的产生。金融资本迅速扩张,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等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本质上都是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少数金融寡头掌控的绝大多数金融资本生产出了大量的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待到市场饱和时,金融产品就会过剩,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会走上死胡同,再加上信用制度的畸形发展和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金融—经济危机就在某一“临界点”来临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和美国社会失衡影响广泛：第一、此次危机使人们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并引起对美式资本主义模式的质疑和批评。第二、危机和社会失衡推动了美国变革,这促使人们继续关注美国的社会主义因素积累或趋向问题。第三、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今后内部加强调控监管、外部转移危机仍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第四、对于第三世界来说,经过此次危机,华盛顿共识及其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迷人的魅力,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会找寻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光环不再。美国再依靠美元和军事霸权去推行资本主义规则和秩序就会变得困难。第五、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同资本主义并立的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剧烈的震荡和挫折之后,一直陷于低潮。在此次危机中,一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进行了重新思考。虽然资本主义越发达,其为社会主义替代准备条件越充分,社会主义到来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还会有很多曲折。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和手段进行救援,并在反思本身社会失衡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恢复美式资本主义的平衡,继续推行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永世长存,是此次美国变革的主观动机和期望结果,也是变革的根本目标。以奥巴马新政为主导的变革,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渐进式的变革；二是改革进程的模糊策略。奥巴马新政在政策关注方面,不再局限于布什政府时期的减税和对金融机构的救援上,而是采取了多个方面的政策：制定并发布不同于前任的经济刺激和救助—揽子计划；转变经济结构,重振实体经济；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的同时,督促其承担责任,加大金融去杠杆化的力度；重构金融监管体系,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推动医疗改革进程,促使医疗改革法案通过；致力于解决失业率问题,推动就业法案进入立法程序。从变革的客观结果来看,经济得到初步恢复,但过程缓慢,并伴随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银行、证券等金融部门和金融体制改革成效不大,金融监管面临诸多难题；伴随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改革的巨大支出以及危机期间的减税措施,政府财政赤字已现新高,这导致了美国债务危机的严重化。尽管奥巴马总统实施了变革新政,但并不能改变美国资本主义光环衰退的趋势。这是因为：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策制定也应该着眼长远,包括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在内,采取的都是问题解决式的改良政策,因此,试图通过模糊策略来调和华尔街和民众的矛盾是行不通的；奥巴马制定的政策也是为了维护大资本家利益；在美式选举的民主政治下,政治磋商和行政低效消耗了改革时机和政策效能；变革没有触及到最根本的问题,在新政的相关政策实施中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反击。随着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及其影响的持续扩张,以民众反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和金钱与政治联姻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运动的首要诉求是要求解决美国高失业率的问题；其次要求金钱与政治分离,减少金融大资本家对政治的干预；反战也成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打破了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广泛的群众性运动的时间间隔,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发生在国内经济危机后果显现和国外类似运动频发的相互影响的背景下；运动的发起、组织和信息发布充分运用了便捷的互联网媒体；运动具有快速扩展性——参加者数量迅速增长、波及城市快速增加、利益诉求逐步多元化复杂化；它具有现代条件下的“人民革命”的群众参与式特征,符合“行动”理论,也具有欧洲工人阶级早期反抗工厂主压迫,争取权利集会的特征,还具有非暴力不合作的特征；运动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有向全球蔓延的趋势。“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奥巴马改革客观上起到推动作用；推动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经济社会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和调控；促使美国政党政治和利益表达、聚合及博弈机制发生微调；作为主要参加者的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得到了锻炼。当然,“占领”运动不会动摇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在其调试能力下还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它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积少成多,就会在其内部动摇资本的统治基础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当前金融—经济危机及变革促进了美国国内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或趋向,主要变现在：国有经济增量化和资本所有社会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或趋向；政府调控深度化和国家福利的成长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或趋向；民主治理模式困境化和人民民主领域扩大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或趋向；公民权利斗争严重化等。美国社会主义因素积累和发展的原因或动力大致在以下方面：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传统夯实了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基础；经济危机和深刻的社会现实加强了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诱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博弈推动了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进程；信息科技和它国改革示范加快了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根本动力。美国社会主义因素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正在积聚和发展,即使有间断的反复,也仍是朝向一个方向前进。所谓“发达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更近”的说法,就表明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累积与发展。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助推了“次贷”泡沫的产生,泡沫的破裂导致金融—经济危机迅速扩张到了全球,这表明美国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在随后的反危机措施中,“美国政府实施的金融股权国有化等救助措施,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①奥巴马变革过程中运用的这种对金融机构和大公司的国有化措施,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渡过此次危机。当然,无论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都是实现资本利益的手段,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资本家。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干涉市场自由原则在此次危机期间被放弃,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各有其缺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的两种政策,都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②因此,单纯依靠凯恩斯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并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危机应对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应结合两者的优势、避免其不足来进行,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维系其生命力的必然选择。因此,美国应对资本主义危机或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如果还是走“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或“后自由主义”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对于美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之间找寻一种平衡,或是两者的融合,或是两者的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变革孕育着新理论的产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改革就一直处于探索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探索出了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之路。中国的市场化趋向改革有成绩,也有问题,最大的成绩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中国在市场化趋向改革的社会转型期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多领域,表现为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国有企业改革陷入停滞、社会道德失范等具体问题。与市场化趋向改革相关的突出问题主要有：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的问题,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问题,以及两极分化固化趋势与共同富裕目标迷失的问题等。当然,中国和美国存在很大的不同,重要的一点是两者是不同性质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整套适合自身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机制与价值观体系,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后发国家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依然在发展完善中,其参与到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中美两国的社会失衡或面临的问题存在根本的区别,美国社会失衡是发达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失衡,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失衡,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所以,美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美国资本主义的失衡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失衡,美国在危机期间的教训并不总是适合中国当前的国情。但是,中国在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被借鉴过来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同时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的东西也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敞开而进入进来。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趋向改革的日益深入,国企、医疗、教育、住房等很多改革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了“私有化”和“市场化”,这其中既有成功,也有某些失误。因此,尽管美国和中国是两类不同性质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但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衡表现在当前中国也有所体现,所以,此次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反映出来的美国社会失衡及其变革对中国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美国危机及其变革对中国市场化趋向改革的启示主要有：第一、重视和解决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高薪”问题；第二、现阶段国企改革应注重管理变革,国民经济命脉不应该私有化；第三、重视集体利益教育,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第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重视金融安全,实现金融创新和监管的同步发展；第五、注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防范虚拟经济泡沫产生。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及其变革是一面镜子,它启示我们,中国的改革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