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1925年她的首部实验小说《达洛维夫人》问世，被视为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多年来，批评界从不同视角对该小说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多数研究将重点放在小说的实验性写作手法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如死亡主题，女性主义等。对伍尔夫较为关心的权力运作及小说中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研究的缺乏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本论文以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为理论基础，深入分析了权力对《达洛维夫人》中身处现代社会中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的影响。以权力理论著称的福柯认为，权力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分析权力在人们之间的运作，可以进一步了解权力对人们的影响，同时也使人们对权力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本文借助福柯权力理论，分别从话语、规训及反抗三方面来分析围绕克拉丽莎所存在的人际关系，并指出权力不仅压迫着克拉丽莎，而且挑战着她的主体性，迫使着其主体性发生改变。本文指出，克拉丽莎的主体性的改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主体性危机、主体性缺失及主体性保卫战。在主体性危机一章中，论文主要从话语层面入手，对围绕克拉丽莎所存在的权力关系展开分析。身为国会议员夫人的克拉丽莎·达洛维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本该很幸福的她却因在家庭及爱情中毫无话语权而备受压抑。情人彼得·沃尔什的批评，丈夫理查德的忽视与冷漠，以及女儿伊丽莎白的疏远，使得克拉丽莎无法自由表达自己。话语权的缺失使克拉丽莎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其主体性也面临着挑战。失去话语权的克拉丽莎在无处不在的规训权力作用下，面临着主体性消失的境地。事实上，从克拉丽莎嫁给理查德·达洛维之日起，其主体性就已经面临着消失。为了将克拉丽莎培养成为合格的议员夫人，理查德以建议的形式向克拉丽莎提出了诸多要求，以便其能遵守。除此之外，宗教思想极浓的家庭教师基尔曼小姐更是试图从思想上影响克拉丽莎，进而控制其行为。除了来自家中的规训权力，以休·惠特布雷德为代表的来自社会的规训权力也时时规范着克拉丽莎的行为。身处于这样一个监狱式的社会环境中，克拉丽莎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成为了一个“驯服的身体”。权力的压抑性使克拉丽莎的主体性面临着挑战与消失，但它的生产性则促使她为保卫自己的主体性而战。以话语为反抗手段，克拉丽莎有力地回击了彼得的指责并试图将他驯化得与她一样。为避免以往的同性恋时光侵犯到现在的自己，已是国会议员夫人的克拉丽莎则刻意将旧友莎莉·西顿隔绝在自己的社交圈之外。对于来自基尔曼小姐的种种压迫，克拉丽莎也借助了话语与规训权力进行反抗。尽管如此，克拉丽莎重塑与巩固的其主体性的反抗过程最终成就的是达洛维夫人而不是克拉丽莎。与此同时，由于她选错了反抗对象，最终导致了她反抗的无效性。借助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本文指出，权力在《达洛维夫人》具有悖论性的作用：权力是压抑克拉丽莎、使其主体地位式微的力量，同时也是促使她为争取主体地位的改变而进行抗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