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是“国家14个亿吨级重点煤炭能源工业基地之一”。J集团作为国有大型工矿企业在这片沃土上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变迁,逐渐形成了以煤炭和电力为两大主业,多条产业链融合的发展模式。近年来,J集团在响应国家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行动中,催生了“煤炭生态农业”实践。这一实践的独特之处在于:煤炭工业企业整合利用集团原有土地,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生态农业产业。该生态农业产业不断与集团中的职业病防治、康养等相关服务产业进行合并调整,从而逐步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2015年末,J集团的“煤炭生态农业”实践随着H公司的创立而正式开始起步。从这一新生的实践中,能够透射出在产业转型背后,地方性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通过回溯J集团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对H公司发展运作及其影响变化的深描,发现H公司是J集团进行“反工业化”尝试下催生出的产业转型逻辑。这一逻辑体现在J集团依托煤炭等相关产业作为引导资本,对集团农林土地资源的收回整治,达到散置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和再利用,继而顺畅相关人员退出煤矿作业通道,将一部分人员投入到生态农业板块建设中。作为J集团生态农业板块的代理人,H公司在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后,逐步拓宽农业产业链,将目标市场主要圈定在集团内部职工市场,其生产的生态农品主要以保供的形式发放给J集团职工,由此形成了集团公司内部的生产消费圈。在“煤炭生态农业”实践中,同样也体现出了H公司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互嵌性与地方性特征。本文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了J集团在转型发展背景下,打造出“煤炭生态农业”的实践逻辑,运用嵌入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相关理论知识考察H公司在地方工业社会的嵌入性,以及企业与保供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进一步探讨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H公司作为J集团转型的一种尝试,实际上是在相关政策背景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应运而生,其发展之钥在于J集团转型决策调整的科学性以及后单位时代集团职工信任关系的稳定性。尽管在后单位时代,职工的公共活动、私人生活还是会或多或少受到单位（组织）的干预和控制,个人的能力、生活、需求的发展被嵌入进单位中。在单位依赖的惯性思维下,H公司的保供行动再一次体现出职工对集团的信任关系与单位归属感。这说明了“煤炭生态农业”实践不仅仅是作为工矿产业转型背景下的新路径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具化诠释,也是J集团在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后,仍能够加强自身与职工以及当地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的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