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介入作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相互配合、制约的一种重要手段,在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体系。在监察体制改革和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前介入调查作为促进监检衔接的重要环节,同样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要深入推进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衔接,必然要求监察调查获取的证据能够满足刑事诉讼的需要。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调查能够对证据收集、事实认定等方面按照刑事诉讼的标准进行引导,对提升办案质量、规范职务犯罪调查权的合法行使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有必要推进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国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纪律审查和职务犯罪调查相互交织,极具中国本土特色,以往借鉴域外经验的改良主义模式,在提前介入调查制度中难以发挥实际功效。因此有必要梳理提前介入侦查、监察体制改革前提前介入纪检监察的历史态势和认识理念,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思索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的权力基础,以及应当具备的功能定位。经过系统的梳理可以看到从理论上来看提前介入调查理应具备“配合”、“制约”两方面的功能,甚至更应当注重“制约”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但具体实践中却存在“重配合、轻制约”的现象。这虽然与监检之间人员的牵连性和亲密性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其深层原因仍然是提前介入调查制度自身的设计存在缺陷。如提前介入的启动方式上并没有像提前介入侦查一样,赋予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的权力;介入方式仅限于阅读书面案卷、听取办案人员的介绍等;提前介入的意见对监察机关也没有强制约束力。制度的设计导致提前介入调查更多的是偏向于配合监察机关办案,检察权在监察调查权面前显得“畏首畏尾”,难以发挥实际的“制约”功能。因此在制度的规范构建上,除了要更好的实现“配合”功能、提高办案质量以外,也需着重尝试“制约”功能的设计,增强对监察调查的外部制衡。比如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主动介入权、放宽提前介入的时间节点、适当拓宽提前介入调查的方式、增强提前介入反馈结果的效力等措施,都对提前介入调查更好的发挥“配合”和“制约”功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